1998 节，旨在彻底改变上海男孩中较为普遍的软弱、胆怯、豪气不足的弱点，塑造男子汉应有的阳刚美和社会责任感。
领着儿子来参加活动的于先生心情矛盾，担心儿子成不了男子汉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同时，对于男孩节能够把儿子培养成男子汉心中无底。于先生自己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由于父母都要上班，他每天清晨早早起来淘好米，放在小饭盒中，给自己和上幼儿园的弟弟带去蒸饭，然后，肩上背着两只小书包，一手拎着饭盒，一手牵着弟弟，先送弟弟到幼儿园，自己再去上学。放学后，领了弟弟回家，在煤球炉上烧饭，随后一边做功课，一边和弟弟玩。
有时父母上夜班，就独自领着弟弟睡。于先生想不通的是，儿子读小学五年级了，每晚都要等他睡着了，大人才能离开他的房间，不然就哭着喊怕;打雷的晚上，不挤在父母中间就根本不敢睡。儿子常被表妹刮鼻子羞，表妹小他两岁，处处却表现得小大人似的。于先生让儿子自己来参加男孩节活动，好话说了几箩也无济于事，直到儿子眼泪滚到腮边了，在妻子的嘟囔下，于先生不得不放下手头正忙着的事。
上海市少工委的人士说，孩子们举办的活动，超过一半的主持人是女孩子。记者看到，主持男孩节的是两个男孩子，照理是千里挑一选出来的主持人，年龄小也应该有一点游刃的功底，但他俩不时会紧张得说漏了嘴，而上台祝贺男孩节开幕的四个女孩子，面对着频频爆出的闪光灯，没有一点过敏的症状，手势和动作优雅娴熟。
男孩不只在表达能力上逊色于女孩子，组织能力上同样如此。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少先队小队干部中，80%以上是女孩子。举办全市性的男孩节，早已形成了需要。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上海一些中小学红红火火开展的“寻找男子汉工程”活动，目的就是要解决男孩子们普遍缺乏阳刚之气的问题，在男孩子中倡导男子汉精神。
体育运动是男子汉倍出的最佳场合，社会学家们说，落一叶而知天下秋，体育竞技上的阴盛阳衰表明并非只是上海的男孩子们缺少阳刚之气。
给男孩子们设立“男孩节”，上海市此举在全国尚属首创，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说，男孩子阳刚之气的缺乏，同他们的精神导师关系密切，上海的母亲们存有重男轻女的观念，男孩子们绝大多数是由母亲带大的;在教养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男孩子的溺爱，而男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的“营养”是摔打等挫折，此外，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衡，一些坚守岗位而没有流失的男教师，终日被女同事包围着，逐渐表现出被同化的症状，弄得男孩子们娘娘腔十足。
瑞典来信应台兄：刚读大作《啊，上海男人!》，忍俊不禁!听罗多弼说，你推荐我读此文，因我也是从上海来的，大概属“上海男人”一类。不过，我读后并未像你说的那类“上海男人”暴跳如雷，倒觉得你写的是实情，
其实，现在很多“中国大陆男人”都是如此，因此有中国文化需要“壮阳”
一说，王朔等作家成立的公司叫“海马公司”，因为“海马”是一味壮阳之中药也。我看你是有些少见多怪，或是多见别种男人，故此奇怪世上竟有此类异种。
真正有意思的其实是“上海女人”或“中国女人”，即你文中写的那种出了国“目中无男人”的现代女性。如不是讨她们喜欢，“上海男人”何至于此?古云“女为悦己者容”，如今却是“男为悦己者下厨房”。从这一点来说，妇女之地位确实不一般了。中国女人从来不讲公共的权力。皇帝让男人做，最多“垂帘听政”，其实。听不听政也无所谓，这才叫“实际的解放”。
有些西方男人或是北欧男人吧，以为到东方可以娶回侍候自己的女人，因为他们也真不堪本地女人的“虐待”(你文中语)，结果却没想到要回一个“上海女人”，是个雌老虎。不久前我在朋友家吃饭，桌上就有这么一对夫妇，瑞典男人向我诉苦，说他自从娶来一位“上海太太”，从此家里只能吃中餐，要吃三明治也只能上街自理了。“上海女人”好不威风!
罗多弼看你写到瑞典男人受虐待，颇不以为然，认为无中生有。看来“瑞典男人”看了你的文章也会不高兴。你说的联合国报告我不知道。不过，瑞典的平等部长确实发表过文章，说瑞典男人堪称世界典范。1995 年北京开联合国妇女大会，瑞典拿到了“平等奖”，这位男平等部长(现已下台)也去了，提出了开“世界男人大会”的动议。“瑞典男人”也真是可爱的。
我既沾“上海男人”的边，又是“瑞典男人”，真是三生有幸!
第3 节 我的不安
《啊，上海男人!》被简单地解读为“横扫”上海须眉的文章，倒是令我讶异。
有些是不需要辩解的。说上海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当然是一种夸张的以偏概全，就好像人们说中国人勤奋、意大利人热情、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一样。
以偏概全有如卡通人物造型，加粗赫鲁晓夫的眉毛，突出爱因斯坦的鼻子，求的不是科学的吻合而是艺术的神似。
有些是字义的误会。在上海接触“所谓”文化菁英，加上了“所谓”
两宇，有人解释为：我显然不把我在上海认识的教授作家学者们当作文化菁英，何其不敬。
这个理解错了。“所谓”两宇是为“菁英”而加的。在社会价值越来越多元化的今日，我对“菁英”这样的字眼不敢轻易使用，因为它可能膨胀了知识阶层在一个社会里真正的作用。我自己也是“所谓”文化菁英、“所谓”
高级知识分子、“所谓”名作家。在职业一栏，从来不填“作家”，因为那“一家之言”的“家”字也令我不安。我是个“作者”，那就没有“所谓”了。
至于说，必得长期地生活在上海才能对上海人有所理解，我倒觉得未必。我不可能写出《啊，台北男人!》的文章，正因为我是台北人的一分子，长期的熟悉使人对身边的环境见怪不怪，失去敏锐的触觉。身在其中的观察，也因为缺少必要的距离，往往见树不见林，看不见全貌。对一个群体或城市的理解，那初识的惊讶来自最新鲜的眼光、最直接的碰撞，所得到的透视往往不是浸淫其中能够取代的。多去几次上海，我将渐渐失去这最原始新鲜的
眼光。
《啊，上海男人!》表面上是篇谈上海男人特质的游戏文章，但是所谓男人的特质当然得由他对女人的态度来界定。文章里实际的核心其实是两个严肃的问题：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从社会主义的模式出发，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又是什么?我自己没有答案，自私地想听听上海人的看法。陆、沈、吴三位先生对上海男人的特质多所着墨，吴正的解析尤其精辟有趣。他们对上海男人看法彼此不尽同意，但是对男女平等的问题倒有一点儿一致性：吴正觉得上海和美国、香港一样，男女竞争机会均等。陆寿钧认为“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沈善增则断言男女平等在上海根本不是问题，只有“吃饱了饭没事干”的男人女人才会制造出这样的问题来消遣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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