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之后，当人们终于不再怀疑纳粹确实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的时候，印格玛还固执地说那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等到证据堆积如山，多到他哑口无言的时候，他就陷入一种绝境：他开始怀疑所有曾经信仰过的东西，而且对他自己，充满了蔑视。
——2——印格玛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牧师将他宗教信仰中人臣服于神的关系直接运用到家庭中，形成子臣服于父的关系。犯错、处罚、忏悔、赎罪，是印格玛的烙印。
若是湿了裤子，小小印格玛得整天穿着一条小红裙作为一种羞辱。犯了错，家法是一支扑打地毯灰尘的藤条。孩子脱下裤子，趴在地上一个垫子上，被按住头和手脚，然后由父亲施刑。藤条过处，皮开肉绽，再去上药。
较轻一点的惩罚有多种形式：不让吃饭、打手、撕头发、禁声禁足。
或者，被关进一个漆黑的壁橱里。佣人告诉孩子，橱里藏着一种专门吃孩子脚趾的动物。印格玛恐惧得全身发抖，死命地攀着头上的衣架，蜷起
双脚;小小的人就吊在半空中，在黑暗里。
印格玛的哥哥个性倔强，做父亲的遂以最坚强的毅力粉碎儿子的抵抗。
孩子幼小时毫无自卫能力，常被打得头破血流;长大时，就试图以自杀逃避压力。印格玛的妹妹深受溺爱，这种溺爱又使得妹妹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志，以之博取父母欢心。
印格玛自己?“我的应付办法是把自己变成一个骗子。我外表是一个人，内在是另一个人，两者之间没有一点关联。”为了应付父母的极权统治，印格玛制造出一个替身，让这个替身去说谎、欺骗，使印格玛的内在自我得以躲在一个较安全的角落里。
大约在这个时候，印格玛发现了电影这个东西。从完全的虚幻中，光影交错可以织出真实的人物和动作。幻想与现实、替身与真身之间的分野更模糊了。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老把幻想当真、真当幻想的孩子，印格玛·柏格曼，日后要成为20 世纪最重要的舞台剧和电影导演之一。
——3——我在思索为什么柏格曼的自传如此令我震动。他所呈现的人生美丽得令我发热而真实得令我发冷。真实，是把骨头敲碎了让你看里头骨髓的纹路。美丽，你不能不承认在那样深刻的真实里美是自然迸发的存在。
七十岁的柏格曼回看自己的眼光像个录影机，不带一丝感情。跟着镜头走，仿佛在看一个法医解剖一个路死者的尸身，喏，这儿是血管，那边是腿骨。
能够这样美丽而又冷酷地观看自己的人，我浑身发凉地想，必定是一个对自己毫无好感的人吧。
蔑视，对自己的蔑视，记得吗?当替身印格玛在说谎的时候，真身柏格曼在一旁冷笑：你，在说谎。当柏格曼抛弃一个生病的妻子时，他对自己说：你本来就是个不懂爱和责任的坏胚子。“我不信任何人，不爱任何人，不缺任何人。”作为孩子的印格玛不曾经验过胸襟开敞、流动自然如春风的爱，我不奇怪他成长之后缺乏爱的能力;他非但不能爱别人，他甚至无法爱自己。那么，啊，我明白了。
——4——和爱一样，自由也是一种胸襟敞开、自然流动如春风的东西吧?许多年许多年后，柏格曼突然想通了为什么他和他的家人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柏格曼推开门，走了出去。有一次，他的父亲在盛怒之下要打他，他说：“别打，你打的话我也要揍你了。”他的父亲一拳挥过来，做儿子的三拳两脚就将父亲打倒在地，从此离家。
在封闭的空间里，以暴制暴似乎是彼此逃不掉的互动原则。走了出去。
尝到自由滋味的柏格曼再也不回到门里去。
带着轻蔑的眼神，他终生不谈政治。
——5——不会消失的。年轻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夜之间突然长大的那些事情——在群众里流下的眼泪、被堵死的令人心口发痛的渴望、壁橱里看不见的啮齿动物的蠢动——在发生的那一刻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自不自觉。
单向思维或逆向思维、怨恨或深爱或漠然，都有它深埋的脉络，在我们懵懂的时候。
(原载1997 年4 月9 日《文汇报·笔会》)
第5 节 金钱，使人腐败?
在上海见到一个“下了海”的文化人。几个还在岗位上的文化人坐在他所经营的饭店里，享受他所提供的精美菜肴，大谈文化的失落。最失落的，竟是老板。他苦着脸，指责自己越陷越深，离原有的文化理想越来越远;金钱，使人腐败。
他的忧郁与自责使我想起大陆传媒上对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贪婪风气的种种批判。文人从商，以“下海”称之，就像从前人说良家妇女“下海”伴酒一样，是斯文扫地，是自甘堕落。
我向来理解权力使人腐败，金钱，却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
一个人有了钱，他就可以放手去求取知识，可以在国内国外游走，可以使家人丰衣足食。因为他有钱，他可以不斤斤计较，可以不钻营奉承，可以不小头锐面。资源的充分，使他比较容易成为一个教养良好、宽容大度、体恤弱者的人。当他行有余力，他可能在乡里间铺桥修路、救济贫苦;当他飞黄腾达，他可能在社会上成立各种基金——残疾基金帮助照顾残疾，文化基金鼓励艺术创作;他也可能在学校里设置奖学金，策励学子，为国育才。
一个国家有了钱，它就比较容易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人福利、失业救济、幼儿培育、残障孤儿的照顾，都需要金钱的促成。有了财富的基础，一个社会比较可以达到“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境界。
现在对经济狂潮大加鞭挞的忧国之士不妨看看欧洲的心路历程。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是一个环境优美舒敞、人文气质高尚的地方。公园池塘里的天鹅优游自在，无人打扰。路边野生的红艳苹果自开自落，无人撷取。搭地铁公车进进出出全凭个人诚实购票，不需检查。
生了病去看医生，只要留下地址就可以接受治疗，账单以后寄来。张贤亮和朋友在欧洲餐馆吃饭，忘了付钱。走出餐馆了，侍者才追来提醒，态度婉转客气，毫无猜疑的神情。
这样的雍容大度，对不起，不是天生的民族性，它其实是经济的塑造。
如果张贤亮在50 小孩在大街上抢美国大兵从吉普车上丢洒下来的巧克力糖，满脸胡頾的潦倒男人在马路上弯身捡拾烟蒂，年轻的女人千方百计接近英美大兵以换取丝袜和口红。
马歇尔经援计划实施之后，德国经济开始复苏。钱，使人们活动起来。
经济发展所带来第一个狂潮是“吃潮”。人们拼命买吃的东西，谈吃的话题，作吃的计划。文化批评家们在报章杂志上也就拼命批判国人的贪吃丑态，“斯文扫地”。但是当然，评者自评，吃者自吃。“吃潮”稍退，在50 年代初，紧接着涌起“冰箱潮”。那白白方方的一大件，装得下好几天的吃食而且保持不坏，举国为之疯狂。男人女人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不为救国救民却为了挣够钱去买个大冰箱。文化人或农人工人，聚在一起，不谈灵魂上的事情，却和左邻右舍比较冰箱的品脾。报纸上则充满义正言辞的道德指控：精神污染、文化失落、道德沦丧，德国知识分子们沉痛地问：西方文化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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