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的掠夺。谁也不会想到冲进面店里抢一碗热腾腾的面拿出去卖，卖得的钱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但是为什么杂志会转载作者文章，向读者收取杂志订费，却不给作者报酬?为什么出版“大系”或“精选”的出版者会收入许多作者的文章，卖书所得却又不与作者分享?抢了面拿去卖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抢劫或欺诈，抢了文章拿去卖的行为，唉，叫什么呢?我的文章在大陆刊物上转载了有十年了，不曾提出过异议。原因呢?一方面多年来两岸沟通不易，而且编者转载文章用意也在文化的推广，多半不在谋利。另一方面——容不容许我诚实地说呢?多年来心里总觉得似乎应给尚未上轨道的“第三世界”某种不遵守规则的“特权”，无庸计较。近两年来和大陆接触多了，就发觉了自己的轻浮。客观上，大陆沿海地区的经济成长和整体出版业的发展早巳不是“第三世界”。文史书籍涵盖壮阔，尤其令台港学人趋之若骛。主观上，基于对大陆文化人的感情和敬重，我也必须纠正自己的态度，对大陆出版界提出和外面同样严谨的要求：转载文章，请先取得作者同意。
请注明文章出处，以示对原编者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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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付转载费，以示对作者知识财产的尊重;多少不拘。
在我个人的例子中，因为稿费邮汇海外不便，请将所有转载费以作者名义汇入上海希望工程办公室，并请将副本寄我保存。
读书人造不出房子也砌不起墙，但是他能画出蓝图，蓝图看起来只是一张薄薄的纸。一个懂得蓝图重要的社会才懂得如何去爱护它的读书人，也才知道，蓝图上每一条线、每一个字，都是有代价的。版权所有，请尊重。
(原载1997 年5 月13 日《文汇报·笔会》)
第7 节 论公共空间之必要
一脚踩进去，大吃一惊，马上想回头就走，但是诺大的黄土高原上，到哪儿再去找一个厕所?于是犹豫不决地就站在那儿打量。
没门的厕所不是没见过，但是眼前这个结构嘛，非但没门，在坑与坑之间只有一堵矮墙，也就是说，蹲着的人一偏头就可以看过去一排人头，当然都属于别的正蹲着的人。若是不偏头直视前方，就得准备随时和那进进出出的人打个照面当然是人家站着你蹲着，人家穿着衣服你半裸着，人家从高处俯看正在用力的你。哎，越想越是全身起鸡皮疙瘩。怎么办呢?只好面对着墙壁，低下头来。至少在三面墙的环护之下，有被掩蔽的错觉;而且也避免和别人四眼相对。我像一只缩头缩尾的病鸵鸟蹲在那儿。然后就听见有人走进来;是新加坡来的作家。她叫了一声“哎呀!”就停在那儿不动。
过了一会儿，发现了我，遂也走了过来，默默地作了我的邻居。
在我们离开时，看见另外两个坑上也已有了人;两位来自河北的作家，
正蹲着聊天。那两个人是把背对着墙壁，脸向外蹲着的。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两个海外人蹲错了方向!
“可是，为什么脸朝外呢?”我们边走边研究，那坑的结构极简单，没有什么非要人朝外的科学理由;那么，“难道我们的鸵鸟心理这儿的人没有吗?”恰好一个上海朋友走过来，我们问他，他露出听天方夜谭不可思议的表情说，“那当然脸朝外啦!否则岂不是把光光的后面给别人看吗?”新加坡人反驳得也快：“没道理呀!依照这个逻辑，那么脸朝外，岂不是把光光的前面给人看了吗?”出来游山玩水的作家们乱哄哄笑一阵，这个不怎么适合绅士淑女的笑话也就过去了。
但是对我这个喜欢对文化现象胡思乱想的人却没有过去;在笑话的里层一定有一个文化的合理解释，一定有的。
离开西安，回到我宁静的书房里，终于可以把一路上朋友的赠书好好读读了。首先就要看西安的作家怎么写西安。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写得深情款款，突然有几句话揪住了我的眼睛：“你不敢轻视了静坐于酒馆一角独饮的老翁或巷头鸡皮鹤首的老媪，他们说不定就是身怀绝技的奇才异人。
清晨的菜市场上，你会见到手托着豆腐，三个两个地立在那里谈论着国内的新闻，去公共厕所蹲坑，你也会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的内容”有意思了!他把酒馆，巷头，菜市场与公共厕所并列起来，显然表示公共厕所是一个现代的所谓“公共空间”和今天的酒吧，广场，演讲厅;从前的水井边，大庙口，澡堂和茶楼一样，是市民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在西方，一般家家户户都有自用的卫生设备;马路边的公共厕所不为居民所设，使用者是真正内急的过路人。过路人互不相识，解完手继续上路，没有在厕所里说三道四的欲望和必要。厕所只有机械功能而不具社交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各人关起门来办各人的事儿最简单便捷，谁也不打扰谁。
门，是必要的。
可是当公共厕所是相属某一个社区的设施时，它不可避免地就担负起交流的任务。都是街坊邻居，在厕所里碰面能不聊几句吗?若是和暖的春天，人们可以在村子里头大树下边抽烟边谈话;若是萤火虫猖狂的夏夜，人们可以抱着自己的凳子到庙前广场上边赶蚊子边论天下;到了寒气侵人的冬日里，反正不能下去，难道公共厕所不是个颇为温暖的去处?至少那儿遮风挡雨，那儿弥漫着人的气味，那儿肯定有人即使是寂寥的半夜三更。去那儿的人在排完胸中块垒之后通常神清气爽，无所郁结，容易挺直了背脊畅所欲言。再说，厕所里一目了然，不会有密探埋伏，竟也是个说话有豁免权的自由天地。
老农蹲在大树底下聊天时，肯定个个把背对着树干，脸朝外。脸朝外，才好左顾右盼，呼朋引友。在这种地方若有一个家伙脸朝着树干，把背给别人看，显然是愤世嫉俗的，古怪的。公共厕所既然和大树一样是个互通气息、发表意见的公共空间，哎，我当然蹲错了方向!
而既然是公共空间，有门不如没门吧?我们能否想象将咖啡馆的座位一一间隔起来用门掩上?那就不再是有沙龙性质的咖啡馆了。我们能否想象将一个城市的大广场切成小块用一扇又一扇的门关闭?当然能的;从前的君主们为了不让市民聚集论政，曾经在广场上建筑起七七八八的设施，用以抵消广场的公共空间作用。但是市民“街谈巷议”的欲望是堵不住的;人们遂流向公园，流向老庙，流向公共厕所。伦敦有海德公园，台北有龙山老
寺;而“文革”期间，多少人在交代不出来的时候脱口而出：“是厕所里听来的”?如果是个有高墙厚门、谁也听不见谁望不见谁的厕所，贾平凹又怎可能在蹲厕时“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内容”?而且，我也绝不会听到这么精辟的民族自我分析：北京人多礼多话。上公共厕所时，一个说：“真巧啊，您老也上厕所呀!天这么冷，幸好这厕所离得近。您先请先请”那另一个就说：“你也来啦!身体好吗?老爷好吗?大嫂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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