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文学的有四个编辑。就个人的背景和专长，自然地形成四个领域，譬如英语和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就由三十六岁的保罗·英根代负责，因为他刚巧是英国和西班牙文学的博士，本身也写文学批评和散文，在1997 年还得了德国出版人协会给的年度最佳评论奖。我的文章以英文写成，他就变成了我的编辑。在他的个人办公室里，我们一边讨论我未来的写作计划，一边等墨西哥来的电话;他同时在向一个墨西哥作家邀稿。英根代一个人就可以全权决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别的编辑讨论。
“其他三个文学编辑也有这样的权力，”保罗说，“基本上，大家对文学的鉴赏有一定的共识，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从来没发生过矛盾。有时候当我对一个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别人意见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也看一遍，为了客观。
没有总编辑，没有主编，三十三个编辑——“撰述委员”、“执行编辑”
——是三十三个山大王，各自独立作业(当然有一位负责行政统合的所谓主管)。但是副刊的真正独立性还在于它与正刊的关系;它与正刊的关系就是：
没有关系。头版社论有一个立场，副刊的评论很可能刚好是个相反的立场，而正刊没有权力要求副刊“配合”。
这份独立性来自哪里?首先，《法兰克福汇报》没有一个报老板，它属于《法兰克福汇报》基金会，除了报纸本身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利益。掌有权力的是五个所谓“发行人”，各负责政治、经济、文化等五个领域，而五个人权职平等，因此负责正刊的“发行人”不能领导负责文化副刊的“发行人”。
五个“发行人”是五个山大王，各自为政。更关键的是，这五个人不是财阀，不是党官，不是政客;他们是资深新闻记者或作家，享终身职。五人中有一人退休时，其他四人在全国新闻及文化界中寻访最杰出的人才，四个人都同意了才能通过。这个职位像一个最高成就奖，对德国的新闻记者和文化评论作家是一份极高的荣誉与威望。
于是报纸的领导层全是资深报业专业人才，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可能，也较少受个人立场、财团利益及政治势力左右的危险。副刊的独立性其实只是整份报纸的独立性的一部分。
——4——身为德国最重要的日报，《法兰克福汇报》的销数只有四十
万份，在一个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这四十万读者多数是大学程度以上的中产阶级，平均年龄四十六岁，很明显的是社会中掌有知识、决策权和影响力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的知识有一定的累积，他的品位有一定的形成过程，他的年龄和阅历有一定的成熟度，他比较不是一个追逐流行寻找刺激的读者，说他保守可以，说他有深度也可以。
“事实上，”英根代说，“正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太厉害、太花哨、太凌乱，无处不变，我们坚持不变，反而成为一种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帜。我们副刊从来没有考虑过降低品质或怎么迎合大众口味。我们有一定的读者，而这些读者对副刊要求很高。我们只有高标准，没有低标准。”1989 列德国顶尖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与探讨，充分发挥公共论坛的功能，为社会提供前瞻的可能。
四十万的“量”相当低，但它的“质”相当高，对社会的支配力及影响力因而极大。
《汇报》副刊能够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态存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雄厚专精的编辑结构得以创造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一方面更因为这个社会里有四十万人——四十万有知识权、影响力的人——支持一个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两者缺一不可。
再追问下去：为什么这个社会可以拥有一份独立于财阀、报阀、政客、政党的报纸?为什么一个报纸愿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资金在副刊上——十五个驻外特派记者专职报道文化消息?为什么一个副刊对社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为什么副刊如此受到尊重?为什么这个社会永远有四十万人，’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不管后浪怎么推翻前浪，永远有四十万人愿意每天全神贯注地读书评、艺评、影评、文化评论、文艺创作——四千字的小说连载、四分之一版面的诗和诗评?——5——台湾报纸的副刊一个接一个消失。还没有消失的，承担着市场压力，而市场意指对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谓大众品位看齐。大陆的副刊在转型经济中面临同样的问题。关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忧色：副刊没落了。
副刊“没落”了吗?那表示副刊曾经“辉煌”过;可是我们仍旧记得副刊当年“辉煌”的重要原因：在没有真正新闻自由的时代里，社会的焦灼以文学的面貌出现，寄身于副刊，使副刊超载地承担了本不属于它的种种任务，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当那个时代过去，副刊卸下了过往政治所强加于它的种种异彩，回到它的本位，宁静平淡下来，不再呼风唤雨，这，能叫“没落”吗?我倒觉得是新阶段的启始。没有大风大雨大灾大难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分众”社会，我过我的桥、你走你的路。一个副刊能使全国瞩目街谈巷议的时代已过，它就只能寻找一个局部的分众作为它的读者——四十万、二十万、五万，而不是辉煌的英雄时代的一百万!但别忘记，这是常态。
副刊在新阶段中面临的其实是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它所呼唤的是什么阶层什么年龄什么品位和知识的读者群，从而决定副刊的面貌。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应该会有各种风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软的硬的、俏皮的严肃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副刊。雅与俗各有理直气壮的生存权利，但若是为了获得最大量的读者而将雅俗掺杂，只能使一个副刊非驴非马，个性尽失，要吓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读者。
可是无论是旧阶段或新阶段，副刊总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指标。社会有
多么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么成熟深刻。如果我们的副刊因为坚持一种较深沉的人文素养，坚持对人生世事做较为复杂的思考、严肃的探索，而失去读者，而无法生存，那意味着我们还没有那“四十万”个中流砥柱，社会的文化体质还没有成熟到我们期望的程度。
于是，唯一能做的只是等待?只靠等待的社会必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副刊不只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镜子，更可以是;应该是文化的标杆，一大步跨在社会的前面。倒过来说，副刊有多么成熟深刻，社会就有多么成熟深刻。一个社会要从原有的轨迹上冲刺跃进，得依靠杰出脑力的激荡，刺激社会前进。副刊，可以是一个脑力激荡的磁场，进发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大潜能。
做不做而已。
(原载1997 年9 月17 日《文汇报·笔会》)读者来信编辑朋友：你们好!
《笔会》推出龙应台《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一文第注节 ，读后真解气，眼前豁然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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