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帮她租房间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一个头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个市长。
拉米雷斯仍旧写他尖锐辛辣的社论，但是避免在公共场合出现——报纸上不再有他的照片，电视上不再有他的脸孔。他显然受不了人们闪烁诡异的眼光。在那个眼光里，他永远是个没穿衣服的人!没有判决书，他已经被褫夺了参与公共聚会的权利。
这么说，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当然是有的。同样的强揭隐私，在警察国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国家行为，在民主国家却是必须惩罚的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在警察国家里，被统治者倾向于单一的、不容忍异端的道德态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认统治者定下的价值标准，也使得统治者轻而易举地可以把一个反对者“搞臭”;相对之下，民主国家的特色是价值的多元。某一个党认为是“臭”的别人不见得同意。拉米雷斯能够幸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西班牙人会认为真正“臭”的不是拉米雷斯，而是想把他“搞臭”的社会党人。也幸亏他活在一个已经民主的国家时，拉米雷斯不会“臭”了，只是“糗”了。
糗得够呛够难堪，但并不致命。韬光隐晦一阵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是一条好汉。
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绝对相似的地方却是：唉，人真的很脏，不管在什么制度下。为了争夺权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显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民主制度并不使人变得干净一点点。它唯一做到的只是，承认人真的很脏而以监督和制衡来防止脏的绝对扩散。尽管如此，若没有这个最低保障，我们
用什么来维系人的脆弱的尊严呢?总编辑们，请保重!
第11 节 清清楚楚的个人，在群众里
国际知名的德国汉学家WolfgangBauer 今年去世时，执德国舆论牛耳的《法兰克福汇报》发了一篇文章。作者说：Bauer 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中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
这样一个在欧洲人眼中理所当然的评语，我读起来，却像吃饭时咬到石头一样，感觉怪异。
假设北京大学的李教授过世了而中文报纸写着：李教授是个德国研究专家，他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德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我相信许多欧洲人要大吃一惊，不以为然，心里想着：
这怎么值得一提?我们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当然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这种反差充分披露欧洲人的双重标准。最荒谬的是欧洲人自觉对“个人主义”这个东西有专利权，使他们有别于伊斯兰教民族，有别于中国人，有别于整个非西方社会，好像“个人主义”含有一套固定标准，放诸四海皆准。中国人是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这个印象大概在“文革”期间更加强了：中国人不分男女，全穿着一样的蓝布衣，被称为“蓝蚂蚁”，唱着一样的歌曲，笑着一样的微笑。欧洲人不会想到，在别人眼中，他们看起来也相当“集体”：德国人都在车窗上摆个毛茸茸的玩具动物，英国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夹克，荷兰人的厨房里全挂着白色的半截的蕾丝窗纱。
在我眼中，每一只“蓝蚂蚁”可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那个因为无书可读而背了整本《圣经》，边种田边背《圣经》的学生;那个把小提琴藏在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乐家;那个没有发表机会但孜孜矻矻皓首穷经的学者——他们都穿着制服似的蓝布裤，但是套在制服里头的是人，人在与他的命运挣扎、妥协、反抗。所有属于“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独一无二、都是“个人主义”的。
德国邻居告诉我，她听说，共产党在长征时，荒野地带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有乡有镇的地方，可见得中国人是非常“群体性”的;没有群体他会因寂寞而死亡。我把这个看法转述给一位大陆学者。学者芜尔一笑，是的，确实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于粮食不够。没有民居就要不到粮食。
“饥荒会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国人。”他笑着说。
我站在上海最拥挤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绿灯一亮，群众，不，“人潮”的汹涌推动像巨大的海浪。不习惯人潮的我马上觉得晕眩，有一点要被淹没的恐惧。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刻，我不理解什么叫“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在我身边推来挤去的“群众集体”，对不起，各有各清晰异常的面貌，有的疲倦有的无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丽有的平庸。
许多人汇入街上流动的人潮，其实并不是为了来求取群众的体温和慰藉，而是为了来寻找个人的孤独和自由。单位里的生活公式如此机械，配给的住房如此狭隘，人与人的关系如此密不通气，最美好的逃避空间反而是公
园里、大街上、河堤边，那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
群众里的个人互不相识因此互不干扰，提供给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内心世界。在人口稠密的中国，看起来代表集体的群众其实反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露;没有一个地方比在群众里头更孤独、更宽敞。
在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漫步走进文庙。老人聚集在院落里，有的下棋，有的练拳。桥拱上肩并肩坐着一整列老人，无所事事地低头打盹或仰脸晒着太阳。若用镜头摄起来，这又是一个“集体图”：几百个老头，剪着一样的平头，穿着一样的蓝布裤，脸上有一样的黑斑。
可是我想起《晏子春秋》里的一个老头。齐景公到麦丘游玩，碰见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
公曰：“寿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长于胡，宜国家。”公曰：“善哉!
子其复之。”曰：“使君之嗣，寿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复之。”封人曰：“使君无得罪于民。”公曰：“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谏曰：“君过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贱者有罪，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
谁又敢说那文庙“集体图”中的老头儿们不是各自胸有丘壑的个人呢?我们坐在一个餐馆里头，两个朋友辩论起来。陈说，他觉得国家很有希望，已经允许私人律师开业。
“这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他略带酒后的兴奋，“这表示老百姓也可以控告政府不法，律师可以为他辩护。这是法治的基础呀。”王却摇头：“美则美矣——”他开始分条列举实行上的种种困难。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
我们在餐馆外的人行道上告别。街上依旧人潮汹涌。暮色中，朋友们没入群众，不一会就辨不清背影了。
唉，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个人的面貌，清清楚楚，在群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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