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托玛斯·曼!
写作人最恐惧的噩梦，我想，可能就是被人遗忘，被自己在乎的人遗忘。
托玛斯·曼初初流亡美国的时候——那是1938 年，他的德国被纳粹占领——他是多么的充满自信。美国记者问他，放逐是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他回答：“WoichbinistDeutschland. ”我托玛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
够狂吧?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流亡，他也不会变成边缘人，因为他托玛斯·曼本身就是中心，不管他在哪里。
在1938 年，膜拜他的美国读者和曼自己恐怕都相信他的沉着与自负;毕竟他才在1929 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历史转动的力量可能总要大于个人的意志力，即使是一个伟大的人。曼的英语并不十分好，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耳曼文化的成品。随着年月增加，他对美国的疏离感越来越深。在一次欧洲之旅结束后回到纽约，海关的美国官员问他是否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托玛斯·曼;是的，我就是。兴奋的美国人说：“Welcomehome! ”欢迎回家!
曼给赫曼赫塞的去信描述了这一段，然后说：“家，是什么?我早就不知道了!”还没回家十天，他又写着：“我喜爱这房子和花园，但是要死吧，我还宁可死在瑞士!”为什么要死在瑞士呢?后来我们知道，因为瑞士是个属于德语文化的国家。曾经有人将托玛斯·曼和法国的PaulClaudel 比较，说曼受美国的礼遇，他的流亡生涯未免太舒服了。曼辩道：“我的日子也许过得不错，可是他的际遇比我好：他仍能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他的作品被人以原文阅读;而我的作品呢，只是一个译本，影子一样的存在，而且我的族人连一行都没读过。”托玛斯·曼对自己小说的英文本毫不在乎;德文版要出现时，他却字字计较，坐立难安。
托玛斯·曼终于如愿以偿埋葬在瑞士，在德语的氛围里。哎，不是说，你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吗?为什么又苦苦赶回来的路?巨大如托玛斯·曼，竟然也是一株向日葵啊!
回家托玛斯·曼无法以美国为家，但是他幸而有个瑞士;他的墓志铭总算刻的是德文，唯一能够传达属于他的“民族记忆”的文字。和他一样运气较好的，是余光中。“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的余光中以及他的同侪(托玛斯·曼的血系中有一条莱茵河的支流)，也在不经意间找到了他们的瑞士。诗人从美国回到台北的厦门街;“回来多久了?”菜市场里发胖的老板娘秤着白菜问提篮的妻，跟班的我诗人大概心里暗暗一惊：这一切，不就是所谓的家吗?当外面的世界全翻了身唐山毁了，中国瘦了只流下这九月静静的巷子在熟金的秋阳里半醒半寐让我从从容容地走在巷内即使此刻让我回江南究竟有几个劫后的老人还靠在运河的小石桥上等我回家回陌生的家去吃晚饭呢?原来想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诗人，突然发现故乡已全非旧时，而那自己一向无意当做家的地方其实才是真正可以拥有的家。这个意识一定有醍醐灌顶的冲击力，诗人的价值坐标天旋地转起来;他所处的边缘竟然形成了一个始料所未及的崭新的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放逐就止步了。
抵抗失忆不是每个人都和托玛斯·曼或余光中那样幸运——如果我们能称之为幸运。许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他们在边缘挣扎，挣扎着不要陷入彻底的、最终的失忆。把这种面临深渊的恐怖和恐惧表达得最透彻的，正在流浪的杨炼是其中之一。
……记忆把你窜改了。虽然紧闭指缝，脸还是从你必须“记住”的一刹那开始融化，点点滴滴流走。你越努力要记住昨天，就越彻底地失去今天。
其实都是死，死于遗忘或死于记忆是一回事。你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世界日日从你身边滑过，在众目睽睽下失传。现在你真的怕，怕记忆空空如也中，你和你的诗，彼此近亲繁殖你在你自己的书写中失传了。
不能不又想起张岱。他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西湖，看见“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急急走避，不再回首。他决定死守在他的边缘，“而今而后，余但向蝶窟岑迹，蘧榻于徐，唯吾旧梦是保”。旧时西湖和与西湖丝丝相连的人生内容是他的中心，为了不失去对这中心的记忆，他写《西湖梦寻》七十二则，对自己、对别人，证明某一个价值、某一个意义的存在。
杨炼却在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中发现，放逐者的诗，因为处于孤绝，渐渐要失去他对记忆的残存的掌握，已经开始近亲繁殖!当被埋葬的不是死人，而是墓碑自己的时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掏空了意义。诗人面对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虚无。
可是，书写本身不就是一个抵抗的姿势?如果不是为了肯定自我，怎么会有屈原的《离骚》?如果不是为了保存记忆，怎么会有张岱的《石匮书》?
如果不是为了拒绝失忆，白先勇怎么会写《永远的尹云艳》?如果不是为了克服失语，叶石涛怎么会活到今天写《台湾文学史纲》?大陆的大墙文学、伤痕文学的作者们，哪一个不是当年消沉困顿、岌岌于深渊边缘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跄退到孤独的边缘，起先沉默，而后失语，最后失忆，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遗忘。有的人却因为抵抗失忆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给予边缘新的诠释，使边缘本身成为一种目的。不管是升起或堕落，放逐，迫使一个人赤裸裸地、毫无退路地面对他的生命本质。它加重了灵魂的重量，使你深沉——如果你没先被那个重量压倒的话。
不，我说错了;放逐可以将你的灵魂彻底地抽空，使你轻得找不到自己，那才是生命里不可承受的轻译本我?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是说，
道路上络绎不绝那么多命运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
著作，我有;读者，我有，时不时还收到远方的来信，来自大陆或台湾，来自美国或新加坡，总是和我同属一个文化氛围的中文读者。我不必对着镜子和自己日渐苍白的影子练习说话。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贫血的脸孔朝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
走遍千山万水，看见黄浦江却觉得心跳得特别快。认识整个世界，和台北的朋友相濡以沫感觉却特别温暖。
我清楚地知道，在这里，我是边缘——柏林围墙倒了，苏联帝国垮了——又怎么样呢?我是那彻底的旁观者。可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那里，我是中心：事件震动我，我震动人群，人群影响我，我影响事件。那是一股澎湃汹涌激荡回旋的浪潮，我可以一头卷进去，与时代肆意地撞击。
于是我不断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样极度精致或者故作粗野的餐厅里吃饭。吃饭就免不了要谈政治，谈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势，而是台北政局，更贴切一点，是台北政争。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语，一个暗地里的小动作，在岛上都有膨胀发热的重要性。人们笼罩在政治的大网下，热切、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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