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要作醮了，整个小镇骚动起来。大人把裤管卷上膝盖，大碗喝酒，争论谁该是下任炉主。小孩兴奋莫名往大庙和武术馆中奔跑。敲鼓打锣的、抬神与踏火的、进香的捐贡的镇上的颜色凭空多彩起来，鼓乐声激动着人的脸色，赤足的老人三三两两蹲在庙前交头接耳。这是节庆。什么节庆?
庆祝什么?激动的人为什么而激动，祈祷的人为谁而祈祷?庙门为什么灵魂而开，王船为谁的鬼魂而烧?你不知道，也没人会告诉你。
春去秋来，看着神轿和锣鼓从你窗前一阵一阵流过，队伍里头有你熟悉的脸庞，他们的兴奋的脸庞。人们说这是民间信仰，但你显然不属于这个
“民间”。疏离，造就了你一双冷眼。
有时候，你深深地惊讶自己竟然真是在这儿出生成长的人。
去国经年，总不免有人问起：“你思乡吗?”我犹疑，不知从哪里说起。
思乡总得先有乡可思，我的乡在哪里?是那遍布全省一处又一处的公家宿舍吗?我的乡人是谁?那不是刚来就是刚走的面貌模糊的人吗?还是那在水光天色之间焚香的人?还是那在锣鼓喧天中自我窗前流过的人?我认识他们他们又认识我吗?思“乡”，如果没有一条熟悉的路，没有一盏认得的灯，没有一条用脚板测过深浅的小溪，如果没有一个叫得出的名字、一个记得起的青梅竹马，没有一个依稀认得出你面孔的老者——还能称“乡”吗?我似乎突然明白了自己今晚为何会在异国的灯下听窗外的风声。
如果你是个生在幽暗祖宅中的人，你可能根本不会出国求学;即使出国求学也不致长期浪荡;即使长期或也不致结异国婚姻;即使结了异国婚姻或也不致永远地成为异乡人。祖宅、田地、世代相传的人脉网络，可以有千百种出乎意料的线索牵绊住一个游子旅人，犹如晶莹细韧的蛛网紧紧托住一只蜘蛛。即使从大网上掉下来，也还有一条丝牵着它。既然本来就没有这样一张属于“乡”特有的蛛网，你的浪迹天涯实在就不令人意外了。从前便是孤岛，现在仍旧是;现在是边缘人，从前也未尝不是。
这个布局，在四十多年前父母前脚踩上渡海大轮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决定了吧!
然而我还是有乡可思的。譬如那些个不需要解释就能原谅你的朋友，譬如眼前这一株乳鸭色的软枝黄蝉。童年的种种感觉，像花香一样袭来，令人恍惚。
花，婉转开在篱笆上，开在墙头，开在铁轨旁，热热烈烈地开着比太阳还温暖的黄色。
铁轨旁有块空地，空地上有个铁皮搭起来破仓库似的大房子，里头隔成无数个小间，挤着无数个人家。下起雨来，空地上泥泞一片，仓库里头热闹极了。竹床板凳全泡在水里，啼哭的婴儿坐在霉湿的床上，女人四处找瓢盆锅碗接漏水。我紧紧抱着刚采来的黄嫩嫩的花朵，好奇地看着雨水滴在婴儿头上。
多少年后，才知道那仓库里住的是比我们还晚到的大陆人;年幼的我沉浸在软枝黄蝉纯洁完美的世界里，还不知道，那泡在水中的婴儿和自己已经行走在飘零的轨迹上，渐行渐远。
第5 节 南部来的女孩
……寒风细雨中，想到这一代知识青年的使命，一股孤独之感涌上心头，久久不去。台南的伙伴们都好吗?我们一个个走上自己选择的路，希望最后大家都能碰头，为真理而再度结合在一起。
——成功大学西格玛社通讯，1974 年我们是谁?90 谁”这个根本问题。
可是历史有那么多重的迷雾，政治有那么多层的陷阱，谁也把握不住所谓真相。幸好一个族群有他们共同的记忆;共同的记忆像一泓湖水，拨开水面上的落叶，就可以看见自己的脸孔。
两年前，台北的菁英们在《人间》副刊上谈台湾的70 年代。杨泽说，
那是“蓄长发、穿牛仔裤、绿色美军外套的年代。那也是年轻人追求自由、开始在外头租房子同居、年轻人普遍听美国民歌、摇滚乐的年代”。舒国治这个70 年代的大学生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将，晚上赶到美国学校去看一场布纽尔的电影，然后逛街逛到凌晨。陈传兴早上一醒来就按下收音机听美军电台。萧蔓到晴光市场买进口的Lee 脾牛仔裤，“那时候，谁敢要我穿一条台湾自己做的杂牌牛仔裤，得先杀了我。”她戴着耳机听美国摇滚乐，一天喝两大瓶可口可乐。
都是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可是不对呀，我的70 年代完全不是这样的，他们在说什么呀?拨开共同记忆的芜枝杂叶，在涟漪微皱的湖面上，我想，我看见南北不同的记忆版本。
9661966 的中学生包围着机关大楼，准备把政府要员拖出来殴打。
1966 条长长的街，没有路灯。夏夜，人们卷起裤脚坐在屋前板凳上乘凉;没有车辆，笑声和语音清澈地响在街头。我和兄弟们推着单车上街，骑骑走走。海风袭来，挟着浓重的咸腥昧，空地上晾着干鱼和鲨鱼翅。
车轮在昏暗里撞上了一团软软的东西，使我跳下来。是一只肥大的黑毛母猪闲适地躺在路中心。几只猪仔倚在它怀里吮着奶，稍大的几只在一旁撞来撞去，晃着细细的尾巴。三三两两的土黄狗也在散步，时不时低吠几声。
害怕再撞上喂奶的猪，我们推着车走，到了海滩。渔船歇在沙滩上，渔网摊开来晾着。
月亮自云后出来，突然照亮了粼粼的海水。我今年十四岁，我明天要参加台南市的插班考试。
在同一个时候，一个年轻的美国人类学者来到离茄萣不远的渔村鲲鯓，住进了民宅，开始作她长达一年半的田野调查。她记录了我的生活环境。
居民以捕鱼为业，但大部分家庭也经营各种副业。渔家捕鱼所得大约每月六百元新台币(四十元新台币等于一美元)。但渔民亦养猪或种植番薯，以补贴家用。年轻人多不愿继承父业，而宁可到台南工厂做工。蛤成熟时，大批妇女及儿童被雇用剥蛤壳。剥好一磅重的蛤可得工资五毛钱。动作快的妇人一天可赚十元，对家计补贴极大。
——《鲲鯓》，NormaDiamond，1969 年我考上了台南市立中学。邻居们说，那是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但是，”嘴里闪着金牙的“阔嘴”的老婆说，“何必让女孩子读书?再读将来也要嫁人，还不如到工厂做工，赚钱好买嫁妆。”阔嘴婶的女儿在台南纺织厂干活，每赚一笔钱就打一个黄金手镯;星期天在家的时候，她将手镯全部戴上，一圈又一圈的，丁当作响。阔嘴婶自己则蹲在地上剥蛤，即使戴着橡皮手套，她的手上仍是血痕累累的。
我开始了通学生涯。天还蒙蒙未亮，已经背着沉沉的书包立在派出所对面等候台南客运。茄萣是起点站，所以往往还有坐位。一车子的中学生，也不知吃了早饭没有，都在埋头看书。车里的灯昏暗不明，车身震动不停，学生个个戴着近视眼镜。到了白沙，学生开始挤着站着，但是连站着的学生也在看书——一手紧抓着头上的扶手，一手紧掐着书，多半是英文课本，在背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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