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们购买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革命虚无主义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
敏感的日本人，是一下子就看到了其中的特点的。11年后，当此书重新印刷时，鲁迅以周作人的名义写了篇序言。把那时的用意，很真诚地描绘出来：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
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长》这一篇，曾用白话译了，登在《新青年》上，——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旧译，暂时塞责了。但从别一方面看来，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
当初的译本，只有两册，所以各国作家，偏而不全;现在重行编定，也愈见得有畸重畸轻的弊病。我归国之后，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译些小品，只要草稿在身边的，也都趁便添上;一总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
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省得印刷局特地铸造;至于费解的处所，也仍旧用些小注，略略说明;作家的略传，便附在卷末——我对于所译短篇，偶然有一点意见的，也就在略传里说了。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
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13]
这样的文字，如今读起来，仍让人感动不已。中国的“五四”先驱们，是没有个人的唯美目的的，那时的大量译介，无非传达被压迫者苦痛的声音，把人间充满爱与恨的真而纯的呼声，传递出来，以使铁屋中的人猛醒。这样艰苦的劳作，比起周氏兄弟的上一代人，确实更具有悲壮的色彩，而其价值就更不言自明了。
读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写的文章，以及有关读书情况的文字，觉得很是有趣。我想，至少是心理学家，对二人的价值选择与个性特点，会更有兴致的。他们的思想那时在许多方面是接近的，但读书的偏爱，已流露出诸多不同。鲁迅对浪漫主义诗歌，以及德国的诗化哲学家们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周作人则过于驳杂，既钟情于希腊文化，又对性心理学爱不释手。他还对俄国虚无党人的思想，投去不少关注的目光。鲁迅接触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裴多菲、尼采的诗文时，很激动。那里所流出的反抗之音和个性精神，过去在中国古文化中是少见的。他把这些诗人，称为“摩罗”诗人，内心充满了敬仰之情。周作人虽也看重个性主义文学，但对他而言，更主要的，大概还是那些富有学识和修养的书籍，它们似乎更适合自己的审美口味。那时的尼采思想，已传入日本了，且在学界轰动不小。鲁迅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但周作人只是一般性的了解，不像其兄那么投入。但在倡明个人和人道感上，却十分一致。周作人十分迷恋各类的文学书籍，凡可启迪心性、有知识性的东西，均来者不拒，热情也高涨。他在《东京的书店》一文中，很痴情地描述过那时读书的情形，其杂家的风采已露出来了。关于兄弟二人读书兴趣的异同，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分析得颇为中肯：
饶有兴味的是，周氏兄弟恰好在无政府主义两大派别中，作出了不同的倾向性选择。
鲁迅无疑是倾心于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他在《文化偏至论》中热烈地赞颂施蒂纳(鲁迅译为“斯契纳尔”)与尼采(鲁迅译为“尼佉”)、克尔凯郭尔(鲁迅译为“契开迦尔”)等同为“神思宗之至新者”，“先觉善斗之士”，他说：“德人斯契纳尔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彼，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鲁迅同时尖锐地批评了“使天下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的社会平等观，以为其结果必然是“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此进步水平以下。……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鲁迅思想的重心显然在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于施蒂纳的“唯一者”——不承认“除我以外的任何其他的权利来源”，不论是上帝，国家，自然，人，神权，人权等等，有着强烈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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