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的夏天，对鲁迅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母亲不断从家里来信，催他回故乡结婚。几天后，家人又拍来电报，骗他说母亲病了，必须立即回去。鲁迅痛苦地看着电报，心中涌动着焦虑的情感。他望着远方，母亲憔悴的面影开始闪动起来。母亲是他现在唯一最亲的老人，她一生的不幸常使鲁迅黯然神伤，这位坚强的母亲在多年的颠簸中，为孩子们操碎了心。他懂得，他的一切正是母亲的一切。母亲的话，他是不能不听的。
鲁迅的母亲此刻正在故乡绍兴急切地等待儿子的归来。自从家境破落之后，她把许多希望寄托在长子的身上。她喜欢自己的儿子，她知道这位早熟的儿子也许最有希望重振自己的家业。因此，当鲁迅到日本留学之后，她既无法掩饰思念之情，又暗暗希望儿子在外面好好闯闯。可是，一个谣言从外面传来，说鲁迅在日本已与一位女子结婚，并说有人还看见他领着孩子在外面散步。
母亲自然是懵了，她想，儿子在外面结婚，就意味他难以回来了。对这位在多难中熬过来的人来说，这太可怕了。这不仅意味着她的家业前景暗淡，而且也难以从情理上使这位老妇人想通。于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催鲁迅回来。
现在尚没有文字记载有关鲁迅当时回国完婚时的心情。但从鲁迅后来流露出的感情来看，他的内心的难言之苦是那样的沉重。这的确是鲁迅的一个悲剧，但在清末的中国，这种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完全是正常的，司空见惯的。人们已习惯于这种先天预约形式所固定下来的婚姻方式。鲁迅默默地吞下这一杯亲人给予的苦水，爱情的领域仿佛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在他的内心中荒凉地搁置着。
婚期越来越近了，鲁迅一回到家中，家里顿时洋溢出喜庆的气氛。家里人忙里忙外，为这位留洋的青年操办起婚事来。鲁迅木然地坐在床前看着这些亲人，他能说什么呢?这些好心的人都被一种神圣的精神所引导着，他们为了鲁迅的成亲，不知花去了多少心血。鲁迅看到，这些日子母亲是最快乐的，她看见儿子回来后，一切都踏实了。母亲的心情鲁迅是理解的，他暗暗地想，为了母亲，只能接受这一礼物，好好地供养吧。
鲁迅的这种感情，对方是难以理解的，这位叫朱安的新娘，是个缠脚的旧式女人，像成千上万个普通的妇女一样，她对这一命运的安排是顺从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半点的怀疑。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精神与躯体。朱安当时有着一种幸福感，她比别的同龄人要感到一丝自豪，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个有出息的读书人。而且，她也意识到，自己的一切已与周家联在了一起，周家毕竟是一户非同一般的家庭，这里也许会有比一般人多一些的快乐。
然而朱安的梦不久就破灭了。丈夫只在家呆了4天，就与弟弟周作人返回了日本。鲁迅的“古怪”，使朱安依稀地体味到一种不快的感觉。
绍兴的家从此又冷落起来。朱安陪伴着鲁迅的母亲，一天一天地打发着光景。鲁迅也从日本来过信，但这些短小的信笺，对她来说完全等于陌生的所在。丈夫的一切都是奇异的，就像过路的客人一样。
直到4年后鲁迅回到故乡生活，朱安依然对鲁迅有一种陌生感。他们之间平日无多少话，不吵嘴，也不打架。鲁迅尽管对她没有一丝感情，但在面上是不故意伤害她的。旧式家庭生活方式他已习惯了，虽然他知道这是一种难忍的痛苦，但对命运似乎是认可了。朱安除了在生活上可以照顾他外，还会有什么呢?
鲁迅回国后，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一段时间，一年多后，即在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鲁迅成功，于是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任职去了。从此，鲁迅与朱安开始了长达7年之久的分居生活。
鲁迅竭力想忘掉这段无爱的婚姻生活，但不愿给妻子和母亲带来不快。他对朱安的生活方式、为人虽提不出更多的不满，但其性情之不投合，语言之无法沟通，对他的精神不能不是一种刺激。但谴责她么?她没有丝毫的罪过。遗弃她么?难道她不是一个受害者?鲁迅只能苦苦地忍着这一切，任时光慢慢地埋葬着自己的青春，埋葬着心底的爱与希望。
从南京迁到北京工作后，鲁迅一直独身生活在一间寂寞的屋子里。他一个人长时间地抄着古书，校勘着各种古籍，并且钻研起佛经来。在这些孤独的日子里，他把自己全部沉浸在远古的文化王国里，对佛经、拓本、画像、金石、瓦当、墓志、造像、壁画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鲁迅一方面承受着社会黑暗现状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忍受着个人生活的悲剧。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温存、没有爱的世界里。他甘愿在古文化中麻醉自我，让生命在无声的苦寂中耗尽。
鲁迅很少在文章中写下自己的这种心境。除了曾向好友许寿裳谈过心里的感受外，他差不多一直沉默着。只是在1914年11月26日，我们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1]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朱安的不满。
当1919年鲁迅把母亲与朱安从故乡接到北京后，两个人的感情依然像过去那样冷冰冰的。朱安在北京的生活中，就像周家的一个佣人，每天仅仅履行着照顾鲁迅起居的义务。
关于这些，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书中，向我们做了较详细的介绍：
朱夫人(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九)是和鲁迅先生一起搬到砖塔胡同来的，我和三妹都跟着大姐姐称呼她为大师母。大师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比大先生大两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外，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暗的，朴素整洁。从外形看，是旧式妇女的典型模样。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
……大先生和大师母两人同桌吃饭，饭桌上谈话就很少。大师母如果开口，无非是问问菜的咸淡口味是否合适，大先生或点头，或答应一声，这类是非法的谈话，一句就“过门”，没有下文。然后他们两人静静地各自吃饭。
……在砖塔胡同、西三条我所看到的，大先生和大师母之间除些必要事外，谈话很少。有一件事：我猜测这是大先生想的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大先生的床下，里面放着大先生换下来的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放在大师母的屋门右手边，即桌式柜的左边，盖子翻过来，口朝上，里面放着大先生替换的干净衣裤;箱底、箱盖上面各盖着一块白布，外人是不易知道其中的奥妙的。这样，他们间说话的内容就更加少了。在砖塔胡同九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甚至连大先生、大师母之间当面如何称呼都不知道;后来也未曾知道。大概是没有称呼吧，背后他们是随着我们的称呼称对方的，如大师母称大先生为大先生;大先生称大师母为大师母或大太太，有时称太太。白天大先生上班或在家做自己的工作，大师母则在厨房料理饭菜，有时在自己屋里做针线或休息，或吸水烟，晚上则各到各自的屋里睡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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