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这个词，许多年来已被文人用得太滥了，但真正懂得它的涵义的人，恐怕并不多吧?鲁迅是一个深深懂得爱与恨的人。他明白，“爱”在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感问题，它牵涉了太多的文化现象。一个古老的民族，它的悠久的文化，有时会把人生中最根本的、也最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鲁迅一生中所思考的，正是如何使人从历史的重负中摆脱出来，还原人自己的原本的形态。他的作品，是处于“爱”与“无爱”间的挣扎，呐喊，是追求人间真性情的歌哭。在《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文集里，清晰地记录着他的情感的足迹。明明知道生命是苦寂的，但偏偏与苦寂的、无爱的人生苦斗，其悲壮的行径，如果不是因为爱使然，也许不会那么震撼后人吧?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鲁迅的情感世界，也就明白了他的作品，何以具有浓郁的人道感的因由了。
相对而言，周作人的婚恋生活，比其兄要顺利得多，平稳得多。倘用弗洛伊德的学说看，鲁迅的焦虑，周作人的平和，与爱欲的状况不同大概有关。但这也不是全部。细说起来，周作人一生中，对爱情与男女的性心理，思考得比鲁迅要多。其随笔的大部分，涉及到男女生存的困境问题，而尤以女性、婚恋、家庭为主要研究对象，可谓中国的第一个女权主义的倡导者。但周作人却很少谈及自己的婚恋生活，这是至今我们研究他最为困惑的地方。周作人那样注重女性问题，以至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精神层次如何，单就对女人的态度，便可知其大概。鲁迅的婚姻状态，我想他是十分清楚的。那是无爱的结合，其苦味，周作人大约也会感受到几分。但周作人对鲁迅的性心理，看得或许太毒，太无距离感，所以谈及鲁迅后来与许广平的同居，便不免苛刻。这一直是个令我困惑的问题。我很不愿用很坏的思路去猜度两人的冲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证的：兄弟二人的决裂的直接导因，是因为女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我想，一定是有难言之隐吧?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此前5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
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一九一九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公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全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全集卷一《坟》)文中所云，“……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便是他的儿童教育的意见。他对于侄儿们的希望很大，很想为他们创造出一个最适宜于发育的环境，所谓“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呐喊·故乡》)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我在拙著《关于〈弟兄〉》一文已经提及。一九一七年，他和作人还同住在绍兴会馆的时候，北平正流行着传染病猩红热，作人忽然发高热了。这可真急坏了鲁迅，愁眉不展，四处借钱，为的要延医买药。后经德国医师狄普耳诊断，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于是他第二天到部，精神焕然地笑着对我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倘若母亲在此，不会使我这样着急了。”接着又述昨夜医师到来的迟缓，和他诊断病情的敏捷，但是我看见他的眼眶陷下，还没有恢复呢!又记得一九二一年，作人养疴在香山碧云寺，因为费用浩大，鲁迅又四处奔走，借贷应急，并且时常前往护视。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太夫人谈锋极健，思想有条理，曾用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朱夫人是旧式的女子，结婚系出于太夫人的主张，鲁迅曾对我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北屋的中间，后面接出一间房子去，鲁迅称它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彷徨》的全部以及其他许多的译著，皆写成于此。这老虎尾巴将永久成为我国人民的纪念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线充足，望后园墙外，即见《野草》第一篇《秋夜》所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南屋是他的藏书室。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 “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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