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时，他又将一种明快的、夹带着沉郁之气的文字组合出来，给人另一种冷静、肃穆的感觉。这样的文字，在《朝花夕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诸文，大概是他散文中最为柔和的部分。鲁迅和蔼、平静、典雅的一面，在这里时隐时现着。其实他是很有真情的人，那些写人类善良意志的文字，与充满怨气的作品相比，其感人程度同样是强烈的。《朝花夕拾》有对已逝岁月的眷恋，有生命的真切的体现。但这些决不空泛地布道，将梦幻欺告于世人。他写出了无奈与黑暗之间残存的人类的性灵，他那么珍惜人类身上具有的美质，所以文字中疏散的都是生命对生命最为圣洁的情感。我在谈到他的早期记忆的文章时，曾说过：
……在这些作品中，时常呈现出神奇的、迷人的色泽，少年视野里的自然和人完全被诗化了。在鲁迅的作品里，很少出现过如此典雅的韵致，这多少使人从中体味出一种原始的，弥漫生命力的情趣。孩童的充满稚气的想像和浪漫化的感知方式把作品的情感变得更为纯化了。这是一个宁静的、乡土的、洋溢着美与爱的世界，虽然其中不免充塞着世俗的不和谐的颤音，但就其表现的那种对纯真的渴望、对自由的追求来说，至少使我们看到了鲁迅内心的人性的光辉。
鲁迅笔下的少年世界的确是奇异的。这里包含着浓郁的民俗性、文化精神和人的生命意志，而且在这里还交织着一种人类的天性和生命意欲对旧有的文化形态的态度。鲁迅不像以往那样仅仅通过叙述者冷静地、理性地审视着对象世界，他用少年的感知方式和审美意识，用人的生命价值的尺度，直观地猜度客观实在。作者选择了两种互相对照的世界，一个少年的单纯而自由的心灵，一个被传统文化所浸染的尘世。鲁迅曾不止一次地在作品中描述了孩童时代的心灵对旧文化形态的感受。在鲁迅那里，这两种互相对照的世界所产生的反差是强烈的，那种生命直觉对客观世界的价值判断不仅充满了很浓的人情味，而且使人对美的东西的逝去不禁兴起一种悲凉感。鲁迅似乎不愿意陷入痛楚的记忆里，他有时也从记忆中打捞着美的瞬间。他借着叙述者之口，真诚地寻找着呈现在少年脑海中的各种美的意象。在自然的怀抱里，在充满友情的、近于原始的风俗中，作者找到了他所钟爱的世界。[7]
我很珍惜他精神王国的这一缕光泽。虽然在他浩瀚的作品里，仅仅是微小的一部分。但它足以映现人的心灵中博大的爱意。理解鲁迅的世界，倘一味钻进那灰色的一隅，而看不到他朗照的、亲昵的一面，便难得其要领。惟其心头存有这类爱意，你才会懂得，他时时关注他人，把己身与无穷的远方的人们联在一起的精神的缘由。鲁迅世界是由冷热的两极所构成的。他忽而战叫，忽而温情地抚摩着身边的弱小者。《狂人日记》那么死无生气，但最后却以“救救孩子”而收尾，是耐人寻味的。这里的一个突出的原因，是他一直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相信生命的挣扎，其结果，可以把人引向一条具有生存价值的路。他曾感觉到，自己的世界太黑暗了，也生怕自己的情绪传染给别人。1924年，在致李秉中的信里，他说：“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为我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8]这或许是了解他内心矛盾的一个参考，也是探求其艺术世界复杂因素的一个根据。这一点，周作人做得更为明显。他在作品里，不惜将苦难隐得更深，用书香气来驱赶内心的困苦。鲁迅其实知道，这样何尝不是一种良好的逃避?但他不能这样。美丽的色泽也只是在那儿一闪便沉落了，他把更为复杂的、苦乐交织的情感，投射到写作中，其激越悲怆之调，越发宏大起来。这个时候，他离周作人已走得很远、很远了。
周作人曾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苦雨》，我认为那是他无奈世界的优雅的写照。他后来形容自己的处境，一直爱用“苦”字。“苦雨斋”、“苦茶”、“苦住”等等。20年代的文章，我觉得确有苦涩的人生况味，其隐含的人生价值难题，也颇为丰富。但30年代以后，那苦味却搀杂了太多的与世无争的消沉，读这时的文章，鲜活的生命质感，便越来越少了。
有时读他趣味浓厚的书话，和好些近于掉书袋的文字，很被他的转变所迷惑。其实，在那些趋古的文章中，还是可以读出世间的炎凉的，只是把己身之苦隐得太深，世人难以明■罢了。1926年，他曾撰文《两个鬼》，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身上两种精神的冲突。“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据王学的朋友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们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9]精神深处的不确切性，是他一直摇摆于入世与出世之间的根源。但最终还是“绅士鬼”在他那儿占了上风。差不多也在那个时期，鲁迅也讲过自己身上的矛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10]周氏兄弟的这种复杂的感觉，我以为是真实的，毫无自饰的因素。在周作人那里，是因为感受到周围的旧势力太大，不好抗拒，于是走到己身那里，以个体的自然之态，消受生命的乐趣。既然个人主义者在中国只是少数，那么，注定的失败已在他的预料之中。所以，最后便走向花草虫鱼，以古书与学术自省来苦度岁月。作为一个知识者，这未尝不好，也是20世纪中国最缺少的文化心态与文化人格。但是在乱世与国难当头的岁月，这种状态，便难以被世人所认同。这一点，他是不同于鲁迅的，鲁迅后来的选择，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所达到的境界，确非周作人所能比。历史的过程，有时也在证明着这一点。
当周作人把自我放逐到精神的孤岛上的时候，他一直梦想在既不受外界束缚，又不为内在的欲望所驱使的飘然境界中达到人生至乐的境界。这里，他既拒绝了宗教的神的诱惑，又回避了儒家的入世精神。周作人一向崇尚西方自由主义的绝对自由观念，但又竭力反对把这种自由建立在非理性的冲动的基础上。他眷恋中国古代的人性论的思想，注重人性的自我修养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但这种自我完善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儒学的再现，而是不涉及他人利害关系的纯粹自我的涅■。正是从这种孤立的自我出发，他深深地感悟到了自由主义精神只有界定到自我的本身以及与他人的非冲突性的基点上，才能达到“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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