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罢，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的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就是想别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絜》，而忘记了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
但这时却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
“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
然而现在已经更没有书桌;雅片虽然已经公卖，烟具是禁止的，吸起来还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谁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梦。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21]
读一读鲁迅的文字，再看看周作人的小品，还是鲁迅深刻、尖锐。我赞佩鲁迅的慧眼，这样深邃的文章，周作人是不会有的。可以说，鲁迅体察的是表象后的东西，他于现象界中，看到了本质的内核，周作人、林语堂固然超然、洒脱，但在鲁夫子这样的大哲面前，还是要相形见绌的。我常想，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里，周作人的理论没有错;在乱世之中，不可全对，亦难说全错。当成千上万的人沦为奴隶的时候，难道不需要投枪与匕首?鲁迅的高超之处在于，他找到了一种对待苦难与黑暗的态度，这态度，是利他的，是民族的脊梁。相比之下，周作人的世界，总有些书斋气。闲适者如柳如草，强悍者似风似潮。对于一个暗弱的民族而言，“似风似潮”，要有更大的价值吧?对周作人与鲁迅在“小品文”上的分歧，大约应做如是观。
周作人一方面曾战斗过，激进过，另一方面又退隐过，绅士过。作为一名“京派”的学人与作家，后来越来越趋向后者，在鲁迅看来是一种倒退。他在《“京派”和“海派”》、《北人与南人》等文中，批评过“京派”文人消隐的文化情趣。一年以后，即1935年，鲁迅再次写《“京派”和“海派”》的文章，不指名地抨击了周作人的小品心态：“以前上海固然也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鲁迅在此文中一箭双雕，意在讽刺上海的施蛰存发行的《文饭小品》月刊，和北京的周作人等倡导的“明清小品”。文章挖苦之意很重，实在亦有真意在焉。鲁迅不喜欢周作人的这种人生态度，他的文字深处萌动的情感是深重的。鲁迅也许看重了周作人世界中消极因素对中国文学的负面价值，但从周作人后来“附逆”悲剧的历史来看，这种警告，是何等的深刻!从提倡性灵小品，到沦为“汉奸”，成为中国人难以理解之人，这是周作人精神上必然的过程。过多地为我，当然看不见广大的人类，于是便没有殉道的悲壮人生。读一读鲁迅讽刺周作人的文字，我常有难以言说的怅惘。与周作人讥讽鲁迅的文字比，鲁迅实在是伟大的。
鲁迅对周作人的怨中，其实常常夹带着爱和企盼。30年代，即使在两人思想水火不容的时期，他对周作人的学识，依然抱有敬意。当美国记者斯诺夫人问他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有哪些的时候，鲁迅第一个就举出周作人来，把二弟看成中国文坛重要的人物。这是公允的，实事求是的。在鲁迅的藏书中，有大量的周作人著作，即便分手后，凡周作人出版的书籍，鲁迅都注意到，尤其对他的译著，尤为看重。据三弟周建人讲，鲁迅逝世前的几天，枕前还放着周作人的书，闲来时也翻阅着。他怀念北平，怀念八道湾，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戴着深度近视镜的他所熟知的人影，不知多少次闯入他的世界。当他心力交瘁，意识到自己的死亡时，是否想起过二弟，这位苦雨斋的主人?当他常常与三弟周建人相聚而独缺周作人的时候，其遗憾与怅惘，一定很深吧?这或许永远是一个谜，我们无法真正切入他的世界。但我们从他留下的稀有的谈及周作人的文字中，是可以看出他的复杂的感情的。
许多年后，当周作人得知鲁迅对他的公允态度时，他是怎样的感激呀!晚年写回忆录时，周作人谈到鲁迅对他的自寿诗的评价时，感慨地叹道：
鲁迅平素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而且这种态度又并不是出于一时的隐忍，我前回说过对于所谓五十自寿的打油诗，那已经是那事件的十年之后了，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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