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武汉盛行着一种“要恋爱”的风气，“单身女子若不和人恋爱，几乎罪同反革命——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余孽。”安琳初来不久，对一些男同志的纠缠也和茅盾笔下的静女士一样感到“十分地不高兴”。郭沫若是十分关心下属的，尤其对投身革命的年轻女学生倍加爱护。他告诉安琳说：“只要能够革命，恋爱是不要紧的。能够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这是可以讴歌的现象。卡尔·马克思不是有绝好的爱人?意大利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加里波的不是有共生死的情侣吗?代表未来社会的中国女性是应该产生的时候了。这种人决不会因恋爱成功而堕落，也决不会因恋爱失败而沮丧。恋爱就和吃饭一样，吃了饭是要干革命工作的。不过我看见有些女同志，吃了饭便做起太太来，这可要令人悲观了。”
此时郭沫若正单身独处。安琳便问起安娜夫人的近况：“你的家眷还在广州吗?”
郭沫若叹了一口气，说：“好久没有得到消息了，说不定已经到了上海。”“该没有什么危险吧?”“危险或者不会有，因为我的老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啦。”
“啊哈!日本帝国主义者!”安琳忍不住笑出声来了。的确，这是一次愉快的谈话，彼此都敞开了心扉。
风雨伴君行。南昌起义后，在由南昌到汕头的长途行军中，郭沫若和安琳始终同路。他们原本是书生淑女，自然没有战士般的脚下功夫。跋山涉水，千里之遥，可想而知是多么劳顿困苦了。8月又正是盛暑季节，南方高温多雨，疾病流行。郭沫若在路上患了赤痢，安琳很是关心，每到一处城市她都不顾劳累，替郭沫若找医找药。
一处屋檐下。瓦罐在炉子上冒着热气。斜风细雨，淋湿了的木柴不大好烧，安琳用一把破竹扇使劲往炉口扇风，以期火苗能燃旺一点。她那白嫩的脸庞上染上了几点烟熏的黑迹了。
李一氓从外面走进来，问道：“安琳，你在做什么呢?”
安琳转过脸来，回答说：“好不容易弄到了一点中草药，给郭主任熬一熬。”
郭沫若疲弱不堪地躺在屋里一张竹板床上。李一氓走进来笑着对他说道：“安琳对你真不错呀!”
“这一路上全靠她了……”郭沫若点点头说，大有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的样子。
不一会儿，安琳笑微微地把熬好的药端进来，又服侍着郭沫若吃了。李一氓看到安琳如此热心和周到，知道这时候的郭沫若和安琳已经情深意笃，年龄的差异和职务的高低，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感情的递进。
“砰!——叭!——”
前面突然响起了尖锐的零碎的枪声。队伍立刻成了乱了阵的蚂蚁群，在田畴间东奔西窜起来。挑脚夫抛下了担子乱跑，勤务乱跑，穿上短衫的革命老爷们也乱跑。安琳紧紧靠在郭袜若的身边，恐惧得什么似的。尖锐的枪声打断了郭沫若对往事的回忆。他下意识地伸出一只手来，拽着了安琳的胳膊。
幸好枪声没有继续。队伍又重新在一段浅浅的高地上聚集起来，然后一小队一小队的以冲锋的姿势向山麓前进。但由于联络工作没有做好，一小队一小队的队伍间隔着出发之后，简直就像一枝枝的箭矢射向了空林中一样无影无踪。彼此不通消息。前面的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天色却逐渐的昏黑下来了。耸立在前面的连山呈现出模糊的轮廓，阴森得像一条庞大的吃人的怪物，这无疑又加重了恐怖的气氛。
队伍悄悄地摸索着前进……
在令人窒息的沉寂中，背后不十分远的地方忽然又响起了尖锐的枪声。黑暗中也分辨不清楚是敌人追上来了，还是附近的土匪在打冷枪?参谋团的几名动作敏捷的年青卫士，立即掉头伏在地下，用手中的驳壳枪还击，郭沫若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赶紧掩伏在一个墓碑的下边。
安琳呢?她不在他的身边，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郭沫若心里惦念着，不免东张西望起来。可是在一片昏黑中，什么也看不出。郭沫若忧心仲仲，此时他担心着安琳的安全，远胜过关心自己。
枪声沉寂后，郭沫若从墓碑下爬起来，全体人员都已撤退了。向导也没有，只知道路向是从一个缺口处翻过山去。
天色愈来愈黑了。郭沫若照着既定的路向急匆匆追赶上去。一个人摸黑走路，在这种时候，又在这种地方，他未免感到孤单和恐惧。道路又不熟，走起来高一脚浅一脚，一个趔趄接着一个趔趄。安琳的安危又紧紧地揪住了他的心。
走不一会儿，前面有一个黑黝黝的人影朝他走来。郭沫若的眼镜在徐家埠被打掉了，又加上在黑夜中，自然无法看清来者的面目。“如果遇到了敌人或土匪可就糟了!”他想。心里方自吃惊，忽又骤喜起来，因为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女性的声音在亲切地唤他：“是郭主任吗?”
“安琳，是我，是我。”
原来安琳是折回头来专为寻找他的。随部队撤退过山以后，安琳发现少了郭沫若，二话没说，返身就往回走。她断定郭沫若仍在刚才交火的地方。在万分危急的时候，一个女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摸黑回来寻找他，这不禁使得郭沫若万分的感动了。他紧紧握着安琳的柔软的纤手，感谢地说道：“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安琳十分动情地说。“我不会忘记这一切。”
两个人相携而行。再走不远，又遇着了两位掉队的朋友，傅君和易君。四个人由田间小径登上一条大堤道。在一个村落里，有一位魁梧的汉子自愿充当向导，他把郭沫若等领到了一座瓦窑厂的前面，当晚郭沫若和安琳傅易二君睡在窑厂内的干草堆上，次日一早醒来，士兵们和那位向导连影子都没有了。窑厂外面还有好几户人家，男的女的都簇拥着来看他们，尤其对安琳的装束倍感兴趣。郭沫若对当地人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幸好安琳在广州住过半年光景，广府话能说一些，于是她就权当了几个人的“喉舌”。
他们已经和部队离散了，郭沫若和安琳等谈到今后的去向，大家决意走出海口，然后再去香港。这自然需要钱。郭沫若身上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他很是犯愁地说：“找向导，换装，乘车乘船，凡事都要用钱。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安琳笑了一笑，轻轻拍着自己的裤腰带说：“钱，我这里有呀!”
原来安琳以她女性的特有的仔细，从汕头出发后，把四十块硬洋缝在了裤腰带上，以备急用。易君原是会计，随身带有两百元左右的伙食费。有这么多的钱，在那种情况下，可以说是一大批财产了。他们拿了些钱出来买了旧衣服穿上，装扮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模样。此外，凡是身上可疑为“革命”者的东西统统丢掉，就连图章上的姓氏也要磨去，以免被人认清了姓名和身份。郭沫若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把自己用的那一技红色的头号派克笔丢弃，他摇了摇头对安琳说道：“这大约也就是知识分子劣根性的绝好的象征吧，要丢掉它还真不容易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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