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完全懂得安娜此时的心情的，他把《浮士德》送给了安娜，并且用钢笔写了两则献辞：
Anna：
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
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M·K.3Feb1928
第二页上用德语写着：
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夜境渐深，安娜将儿辈们服侍睡了之后，又坐在灯下为淑子织围巾。郭沫若帮着理了几团乱丝和旧绒线。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屋子里没有生火盆，很有些冷。
夫妻俩一边制毛围巾一边闲话家常。说到今后的生计问题，安娜停住了手里的活计，对郭沫若诉苦道：“和儿已经九岁了，超过了人小学的年龄已经三年。博儿也七岁了，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总是这么漂泊不定，终究不是办法。”
这也正是郭沫若所焦虑的事。苏联是去不成了，祖国是不能呆的，游历欧美又没有钱。究竟往哪儿跑呢?安娜自然是想回日本去，日本毕竟是她的母国。郭沫若是不甘心再去日本的，但为了安娜和儿女们着想，似乎又不能不去。这使得他颇感苦恼了，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总是纠缠着这样一些难解的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儿女们一定要受日本式的教育才行吗?
究竟往东京呢?还是往长崎?
到日本去靠着什么生活?
啊啊，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的路要自己去走!
因为生病，误了赴苏联的行期，郭沫若在组织上的安排下，决定携妻儿再赴日本。临行前，成仿吾、民治(李一氓)夫妇、继修夫妇、公冕、啸平等一些朋友在都益处为他饯行。安娜自然同去。恰巧安琳也来了，两个女人和郭沫若同桌共食。
席间，朋友们和郭沫若谈笑风生，无拘无束。郭沫若豪情未减，他用诗向大家表白心迹道：
我今后的半生我相信没有什么阻挠，
我要一任我的情性放漫地引颈高歌。
我要唤起我们颓废的邦家，衰残的民族，
我要歌出我们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生活。
成仿吾插话道：“上海滩上有些文丐说你已经老了，不会再有诗了，你已经成了枯涧，不会再有流泉。”
郭沫若哈哈一笑，随口吟道：
我不相信你这话，我是不相信的;
我要保持着我的花瓣永远新鲜。
我的歌喉要同春天的小鸟一样，
乘着和风，我要在晴空中清啭。
我头上的黑发其实也没有翻白，
即使白发皤然，我也不会感觉我老;
因为我有这不涸的，永远不涸的流泉，
在我深深的，深深的心涧之中缭绕。
大家边吃边谈，气氛融洽而又欢欣。因为安娜在座，安琳和郭沫若应对却极其拘束，好像颇有些坐立不安、食不知味的样子。郭沫若注意地看了她一眼，觉得安琳比从前消瘦了，脸色也很苍白。
为了打破僵局，他主动为安琳夹菜：“请尝尝这个——”
安琳瞧了安娜一眼，脸上禁不住泛出了红晕。她不大好意思让郭沫若替她夹菜。她不愿意和所钦慕所热爱的人显得过分亲热。因为这里不是盐酸寮，不是在那座临海的危楼上，也不是风雨同舟去香港。郭沫若是有妻室儿女的人，他的夫人正坐在他的身旁。
安娜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安琳，她没有说话。
郭沫若瞧着安琳有些尴尬，心里禁不住想道：“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看起来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呀!……”
李一氓是了解郭沫若和安琳的那一段情愫的。他笑着赞美两位女性道：
“安娜夫人是圣母玛利亚，安琳是中国的罗莎·卢森堡(德国早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者)。”
“啊哟!她们一个是圣母，一个是无神论者，岂不成了矛盾了么?”
不知是谁嚷了一句，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了。安琳满脸通红，勉强附和着笑一笑，但笑得很不自然。郭沫若呷了一口酒——辣得有些异常，好像从嘴里一直辣到了心里似的。
晚上，回到寓所里，安娜问郭沫若：“安琳女士和你什么关系?”
郭沫若把他和安琳相识并一同由南昌南下汕头又转赴香港的大概情形，向安娜讲述了一遍。讲到长途行军中安琳如何关心他，他们两人又经历了多少风险，郭沫若的眼睛湿润了。看得出来，他是很动感情的。
安娜进一步问道：“你爱她吗?”
“自然是爱的。”郭沫若毫不隐讳地回答说。“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
“既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
“唯其爱才不结婚。”
“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安娜自言自语地说。她并不抱怨丈夫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相反，她完全能够理解这种感情，她甚至准备着由自己作出牺牲。
夜已深了，草席上睡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是她和郭沫若生育的儿女。她是孩子们的母亲。她可以作出牺牲，但儿女们却不能没有父亲，没有父爱。想到这些，安娜又指着四个儿女自言自语地说：“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郭沫若没有再说话。安娜在身旁，安琳在心上;安娜在心上，安琳去何方?这样想着，他的心境随着夜境深沉下去，竟这样地不宁!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七)相濡以沫
(七)相濡以沫
一艘从上海开往神户的日本邮船。开饭的时间到了，船上的佣人把饮食送到一间舱房里去，那是单独住在这间舱房的先生指定要送的，一上船就这么交代过了。
佣人把饭菜放在桌子上，笑嘻嘻地和乘客闲聊了起来：“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吴诚。”那人推了推眼镜，回答说。“在贵国做什么呢?”“我是南昌大学的教授。”“现在正是樱花开的时候，先生是去日本游玩么?”“不，是到东京考察教育。”
吴诚——其实就是郭沫若。作为受到通缉的政治犯，他在国内是不能住下去了，事实上，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已经探听到他潜伏的所在。郭沫若和安娜商量了以后，同成仿吾匆匆忙忙跑到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引到一家日本人的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由内山老板亲自陪同把他送上了开往神户的日本邮船。买船票的时候就用了“吴诚”的假名，因为事先考虑到了一家人同船走目标太大，容易被人注意，弄得不好非但上不了船，说不定在码头上便会被侦探扣留。所以，安娜带着四个孩子乘另一条由上海开往长崎的船，她们母子在长崎上岸后再改乘火车赴神户。这样安排，安娜也是为了想把当局的注意力引到她身上来，好掩护郭沫若安然出海。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再次去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亡命生涯。
邮船离开了码头，离开了上海，郭沫若望着渐行渐远的沉默着的祖国，潸潸地流出了眼泪。他是很不情愿离开自己的祖国的，祖国也不是不需要他。然而他却被逼逃亡国外了。唯一使他宽慰的是：流亡，流亡，安娜始终和他相依为命。他们是贫贱夫妻，也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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