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平常虽是阻挡他，不要他转学，不要他回国，但她看到郭沫若就像成为了狂人一样，呆在家里几个月不进学校，也就决心让丈夫把医学抛掉，回国去另外找寻出路。“这样也好，”她对郭沫若说：“你的天性如此，谁也不可强求的。”
安娜的脸上滚动着几滴水珠，不知是雨滴还是眼泪。郭沫若和她吻别后，独自一个人到箱崎车站去搭夜车。在夜雨中从十里松原穿过时，他回头望了一下那座临海的小房子——那里犹自亮着灯光，安娜仍伫立在门首向他眺望
她的心一直紧紧跟随着他，如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在为他送行。
郭沫若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和夜雨一样淋淋漓漓地洒落着。他的心中这时涌起了万千的感慨，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阵一样……
“不是说自己很勇敢，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这样思量着，他冒着夜雨大步朝前走去。不一会儿，他的身影便消失在黑黝黝的松原之中了，而声声海涛仿佛在身后催促着他快快赶路，又仿佛在呼唤着他早早归来……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四)福哉圣母
(四)福哉圣母
“五·四”运动以后，郭沫若为了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往返奔波于上海和日本之间。1921年7月，他和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组织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并为《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撰写和组织稿件。同年8月5日，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新诗集。
在文学事业上取得卓著成就的同时，1923年3月，他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并获得了学士学位。这一年的年初，安娜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佛儿。
毕业前夕的一天，郭沫若曾收到长兄郭橙坞的来信，让他回四川谋职，并对郭沫若的婚姻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与张氏离婚，二是和两位妻室同居。前一种勉强可以称之为“咸与维新”;后一种则是沿用的旧习了(旧时妻妾同居者甚多)。但郭沫若考虑了半天，终觉不妥，于是便给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
“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只好这么过下去。与安娜母子相依为命。
现在他们已经是五口之家了。虽说郭沫若在取得学士学位后自己可以独立行医，但毕业之后却不能再继续享受官费待遇。唯一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下子断绝之后，生活的重担陡然间又加重了许多。这时老家给他汇了三百块钱来，要他回四川。郭沫若因此于1923年4月1日携安娜和孩子乘船回上海。他当时的计划是：回国之后暂时到上海附近的乡下去，把《浮士德》的译稿整理出来，然后或回四川或到别的地方去，再从长计议。
安娜是一个日本女人，又是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第一次到中国去，安娜心情特别兴奋。她觉得自己离开生长的故土到一个新的陌生的国度去，而这个陌生的国度恰恰又是她应当熟悉的，亲近的。中国——已经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归宿之地。临行前，安娜满怀憧憬地对郭沫若说：“我感觉着幸福，因为你已经毕了业，以后的生活好像是只有朝好处走的一样。”
次日便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们临时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的楼上。郁达夫偕妻儿从安庆来上海期间也同他们住在一起。再加上成仿吾，创造社的三位主要成员同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创造社出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然而在文学不值一钱的中国，郭沫若的物质生涯如像一粒种子落在石田里，完全没有生根茁壮的希望。他和成仿吾为泰东图书局出了大力，不知流了好几斗汗水，但始终没有接过聘书，没有正式领过薪水。书局老板赵南公只是像朋友似的间或给他们一些零用钱，他们的地位好像是奴隶又好像不是奴隶。四川老家汇来的三百块钱是郭沫若唯一的财产，但这一点钱又岂能供长久的开销?郭沫若整日做文会友，抚养孩子的责任主要落在安娜的肩上。眼见着孩子们一天一天地长大，安娜愁着三个儿子的衣食教育，几乎连睡觉也不能安稳。实在无法了，她就旧话重提，劝郭沫若开业行医。
“你如今医科毕了业了，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世间有很多怕死的病人，开业行医吃饭想来是不成问题的。”
郭沫若对当时社会上的腐败情形深恶痛绝，他激愤地对安娜说：“医学有甚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医学有甚么?有甚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做医生的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
安娜虽然觉得郭沫若说得有理，但她不能不为一家人的生活着想。因此换了一种平缓的口气，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有钱的人。”
郭沫若的态度仍执拗得很。安娜没法，只得在上海和孩子们节衣缩食，勉为度日。
上海人满为患。他们住在民厚南里真是如像住在监狱里一样。这是一所弄堂里的房子，寓所中连一坯自然的土面也找不出来，更无一草一木了。郭沫若素来尊崇自然的灵性，认为美丽、开阔、自由的大自然对儿童们的身心发育有莫大的益处。他可怜孩子们被禁锢的心灵无处伸展，便决心带他们去吴淞看一次海。可是一问车价：单趟要五块!来回要九块!只得作罢了。又不忍让孩子们过于失望，只好带着他们去黄浦滩公园看月蚀。
那时上海的几处公园门口都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所以郭沫若特地穿上了一件西服，冒充东洋人。安娜问他道：“为什么，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吗?”
郭沫若一边打领带一边说：“不行，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国衣服是不行的。上海的几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就可以进去了。”
安娜听后很为中国人鸣不平。她愤愤地说：“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心狗肺吧!”
月亮悬在浦东的夜空。因为是月蚀，在第一象限上残缺着一块。按照迷信的说法，所谓“月蚀”是指天狗把月亮吃了。因此在黄浦江的江心中有几只装饰着彩灯的游船游来游去，一边打着铜器一边放花炮。立在岸上观看的人很不少，残月和彩船成了谈笑的中心。安娜和两个大一点的儿子瞧着热闹，但不知道这种习俗是什么意思。
“哦，还没有圆。”和儿望着残缺的月亮，问道：“那些人打锣打鼓放花炮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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