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今天，一下子便把好多革命的领导者丧失了。王若飞，秦博古，叶挺，邓发，谁不知道都是一将当千的智勇双全的人民服务员，老辈的黄齐老，幼年的叶扬眉，也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光辉，然而一下子，这十一个人都粉身碎骨了。
他们是为了政协决议中关于宪草一部份的问题，飞回延安请示的。飞机在秦晋之交的黑茶山，因大雾误触山头而误事。就这样给予了中国革命以无可补偿的损失。
我们会说：这是由于偶然的灾难吗?
不，这完全是出于中美反动派联合摆布出的一个魔阵!
政治协商会议的那一幕，像昙花一现那样，炫惑了很多的人，至今都还有人在迷恋而为之惋惜的。然而那一幕，整个是一套大骗局，由以后的时局发展直到今天，我们也应该明了了。那是美帝国主义特地派来了一位头等大骗子，在我们眼前耍了一场大花枪，而在暗地里替中国反动派布置了内战阵势。好多好心肠的中国人是被他骗着了。我们就是在这骗局中，把我们的一群卓越的领导者，四八烈士，丧失了的，我们能够说这是偶然吗?
四月八日那吗，是不是那些革命领袖们也同样受了骗呢?
不，我在这儿更敢于说出一千万个“不”!
四八烈士中的一位王若飞兄，就时常这样告诉我：
“假的，假的，但我们要把它弄假成真!”
我们请从这句话中，看取四八烈士和其他革命领袖们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吧!
郭沫若散文选集美帝诚然是我们的死敌，然而我们自己也应该反省一下了。美帝会骗人，而我们也实在太会受骗。就因为我们的太会受骗，所以逼得我们的领导者们不得不顺应舆情，每每冒着更大的危险去走迂回曲折的路。因此，不知道遭了多少次的损失。四八烈士的牺牲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例罢了。
美帝的骗还在继续，而我们的容易受骗也还在继续呢。最近眼前的事——一个卖“原子笔”走江湖的小骗子雷诺，不是都把我们中国的一些“大科学家们”骗得啼笑皆非吗?
是应该痛悔的时候了!我们在四月八日这一天，应该重新宣誓：我们要肃清我们自己的容易受骗，图拣便宜的劣根性，要拿出粉身碎骨的精神来和中美反动派不共戴天!
(《华商报》1948年4月8日)
涂家埠
一
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后的第三天，那是阴郁的一天，清早，我同一氓两人从庐山下来。我们是忙里偷闲，在分外冷落的庐山上只呆了一夜。
在大暑天，正好避暑的时候，避暑胜地的庐山偏会冷落，说不定会有人奇怪吧。但假如明白了当时的局势，那就一点也不会奇怪了。
那时是大革命的分化期。蒋介石已经背叛了革命，在南京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残余，和武汉的所谓赤色政府对立。但那“赤色政府”究竟赤到了怎样程度呢?五六月中在河南和张作霖作战，虽然打赢了，然而牺牲很大，而迎接出来的西北军却主张和南京妥协。就这样，内面潜伏着的反动势力便抬起头来，逼得投机分子们汪精卫和孙科之流逐渐右倾，解除了中国总工会的武装，并解散了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而结果连政府本身也不能不逃难了。
郭沫若散文选集武汉政府所依赖的唯一武力，是张发奎所领率的第四方面军，这里包含着原有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还有贺龙的两师人和叶挺的两师人，军容是相当盛大的。本来坚守着武汉，和唐生智、何健等所代表的反动势力作一坚强斗争，也未尝不是办法。但由于长江下游的封锁，汪精卫等的自私与无能，而更加上张发奎的想保全实力，终于全面退让，所有的政府要人和军队，都移到南浔铁路沿线来了。
涂家埠所假借的名义倒是很堂皇的，东下讨伐南京蒋介石。但在实际上，政府要人在和南京方面勾结，企图宁、汉合作;军事方面的人，特别以“保护阿斗”自居的张发奎，则是心存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浔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对我说过，是“进可以谈，退可以走”。——还要向什么地方退走呢?退回广东去，由北伐而南旋了。
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真正的革命核心也就采取了新的动向，突破那些已腐或将腐的果皮果核，而迸发出新的根苗来。那就是在八月一号在南昌所揭幕的八一革命的意义。参加了那次革命的主力是贺龙、叶挺的四师人，另外还有后来走了岔路的第十一军的旧部。这样一来，把张发奎的部属几乎抽成了一个真空。
避暑胜地的庐山要遭冷落，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二
我那时是第四方面军的“党代表”，照例是兼摄着政治部主任的。我们跟着军队也到了九江。驻扎在一座已经放了暑假的教会学校里面。
我同张发奎通了电话，他要我立刻到他的指挥部去商量善后的办法。我去了，那是在一间两面临着庭园的楼房，陈设相当零乱，除张发奎之外，还有两位新任军长黄琪翔和朱晖日也在座。他们也才接到八一革命的消息没有好一会，面容都很颓丧而又兴奋。
张发奎和我商量的就是解决政治部的事情。他主张解散，我也同意了。这是一种革命的逻辑，在当时一般认为：凡是干政治工作的都是共产党。八一革命是共产党发动的，所有的政工人员自然也应该共同进退了。
四方面军政治部虽然成立不久，但它是跟着我一道从总政治部分化出来的，它却集中了人力物力的精华，单是骡马我们就有四五十匹。这在二十年前，不要说一个政治部，就是一个师部或军部都还没有这样的豪华。那些东西，我们既然拿不走，也就乐得慷慨，全部移交了。但是我们的结论是：人员一律以礼遣散，不作留难。
三
张发奎和我，本来是有些相当的友谊的。北伐期中，我们共同过甘苦，尤其是在河南作战的时候，我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资格曾经上前线去慰劳，在新郑我们作过一番深切的谈话。我认为我们那时进河南作战是错误了，应该趁着南京的勾结还未成功之前，先讨蒋而后讨张。他那时很尊重我的意见，说我们是志同道合。故在回武汉之后，他升为第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就邀请我做他的“党代表”。但一从我做了他的“党代表”之后，便由“志同道合”一变而为“貌合神离”。你要向他提供些意见，他一句口头禅，便是“书生之见，纸上谈兵”。于是我们的交情便进了一境，由“貌合神离”再变而为“分道扬镳”了。
当我们在同意之下，决议解散政工组织之后，他却关心到我个人的进退上来。他问我打算怎么样，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他却希望我能够跟着他走。他说，他个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日本去，部队交给黄琪翔和朱晖日带回广东，希望我能够帮他的忙。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学生，懂日本话，够做他的私人秘书，但我谢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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