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旧总督署，这个在北伐期中曾经做过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的，现在是革命委员会的大本营了。这儿是我在—九二六与一九二七年之交的三四个月中，每天必须出入的地方。隔了不上半年，又算是旧地重来了。
情形是变了。虽然是在夜间，照例是那有“瞎子”之称的电灯光朦胧地照着，而且都显得零乱，但大家都很兴奋，也都显得那么朝气勃勃。
北伐军由广州出发，不到一年工夫便席卷了长江流域，并几几乎完成了统一华北的使命，现在由蒋介石为首的内部叛变，阵线是分裂了，只剩下革命的核心力量，又从长江流域要折回到广东，准备卷土重来。照道理，这应该是革命的挫折，然而在当时，谁也没有这样的感触。“八一”革命是成功了，我们是胜利者。胜利者的气氛的确是弥漫着的，就仿佛那“瞎子”电灯，都呈现着胜利者的面貌。
就在那样的电灯光下，我看见了谭平山和恽代英。
平山在那时是革命委员会的事实上的主席，我们从武昌分手仅仅半个月光景，现在是在另一个天地里会面了。除欢喜之外，彼此都没有什么话好说。
但我对代英却表示了特别的谢意。因为在我未来之前，他已替我们把政治部组织了起来，而且处理得井井有条了。虽然明早就要出发，也没有剩下什么工作要让我们来赶夜工的。
代英在担任着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我虽然也是宣传委员之一，同样也无须乎要我来作事务上的处理。
说也凑巧，当晚让我留宿一夜的房间，正好是七个月以前的除夕我避难过的地方。旧时的回忆免不得又来萦绕了一番。虽然身上还在痛，但午前在涂家埠遇难的一幕，却比除夕避难的一幕，更加辽远了的一样。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入幽谷
一近卫声明
日本人在拿下了广州和武汉之后，便很踌躇满志地没有再加紧进攻，那是很有道理的。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师者上也”，那批矮腿邪眼的孙子高足是在那儿实验着不战而屈人了。这意识很鲜明地表现在近卫的两次声明里面。
第一次声明发表于十二月三日，在武汉撤守之后，长沙大火之前。很简短，文不过三段，字不过五百，然而却很扼要而有斤两。
第一段一开首就这样说：“帝国陆海军，此次仰赖陛下震武棱威，攻陷广州及武汉三镇，戡定中国各要地，国民政府由是降为地方政权。”很值得玩味。这是说征服中国的大功业已告成，所谓国民政府是值不得作为大规模的军事对象了。故入幽谷接着便下一转语：“但该政府如仍冥顽不灵，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则在该政府歼灭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这更明明是替“该政府”指示出了一条自新之路：只要你不“抗日”，不“容共”，那便再不打你了。“抗日”倒无所谓，因为你已“降为地方政权”。无足轻重。最要紧的是不能“容共”。
郭沫若散文选集第二段申述所谓“建设新秩序”，要“由日、满、支国相互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以“达到共同防卫，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这就更明白地替“地方政权”指示出了今后的任务：“共同防卫”——反共反苏。
路子已经开好，“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事拒绝”(第三段)，招降纳叛，明目张胆了。“另由其他人员”，看来好像是把蒋介石、汪精卫都除外了，其实这儿正是文章，只要你自己不想除外，那就不算除外。明明除外了的自然是大有人在，在军事方面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政治方面便是国民党反动派以外的一切进步分子了。
这一政治攻势异常猛烈，在今天看起来，我们可以说就是这篇文不上三段、字不满五百的东西决定了“地方政权”今后整个的动向。
汪精卫是被诱引出去了。这位“副总裁”在十二月十八日飞出重庆，二十一日又飞出昆明，飞到了越南的河内。接着是二十二日近卫又有第二次声明，更索性把“共同反共”的要求提出了。“共党在东亚之势力为吾人所不能容忍。日本认为日、支两国为表现日、德、意三国之反共精神，亦应有必要成立反共协定。”“日本为达到此项目的，要求在华驻兵，并要求将内蒙划为特别防共地带。”于是而有汪“副总裁”的艳电(十二月二十九日)响应，公开通敌，赞成缔结“中日防共协定”。
“副总裁”是这样了，另外一位“正总裁”是怎样的呢?作风是不同，脚色是不同，而所演的却同是一出戏。自从武汉撤退以后，一直就是积极防共、消极观战，如此者六七年，不就是再好也没有的证明吗?
在武汉时代本来决定在撤守之后要在衡山设立大本营，继续积极抗战。后来这个计划无形无影地打消了。这不是比汪精卫的艳电还要更有实质的响应吗?
长沙大火之后，也还开过一次堂皇的南岳会议，决议了好些方案，像煞有介事。当时曾提出了这样的两个口号，“宣传重于作战，政治重于军事”，我们做宣传的人竟曾为此而大感高兴。但在今天看来，从此纸上抗日、事上反苏，不就是“宣传重于作战”吗?防共积极、抗战消极，不就是“政治重于军事”吗?
我们，实在是太天真得可爱了。
二流连南岳
南岳会议是在十一月尾上召开的，我只是在闭幕的一天赶去参加了一次，依然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场面。我当时倒有过一点惊异，在抗战应该吃紧的期间，为什么要集中这么多的高级将领来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议?参加的人，粗略的估计，总怕起码有三百，都是一些将官阶级。这些人在紧急的关头，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而来从容论道，不认真是一件奇事吗?
会闭幕后，当天晚上便有很多人走了，但我们却被留了下来：原因是“最高”的一篇闭幕辞，要我亲自带到桂林去付排，而文稿尚须“文胆”陈布雷整理。这一整理费了很多时间，不仅当天夜里没有弄好，连第二天一个大清早都没有弄好。因此我们在第二天也就依然不能不留在南岳。
那篇闭幕辞其实是很成问题的东西，那儿空空洞洞地没有说到什么，重要的只是谈了一个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初练水师，一战为太平天国所败，想扑水而死，为部下所劝止。嗣后乃返衡阳练兵，才转败为胜，终把太平天国平定了。(因手中无书，说不定有些错误。)由这便搭到对日抗战。虽然战败了，不要气馁，要学曾国藩再接再厉，收到最后胜利。这个故事的征引实在不伦不类。抗御外侮、转败为胜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他不肯举，而偏偏举了一位内战专家、民族叛徒的曾国藩。尽管多少是有点本地风光，但那以曾国藩的继承者自居的人不是早就存心在鼓励内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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