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用了，而且也称"《叙录》"。可见，钱穆用了梁氏的论著，但未注明出处。梁氏循《四库提要》的思路讨论《列子》，用了该书的观点，在文中提到《四库提要》;而《系年》虽然用了前人的著作，但在其文中我们既找不到梁氏之书名，也未见有《四库提要》的文字。
《系年》受益于早于它的论著，是至为明显的，有的考证从材料到结论与早于它的有关论著的字句都一样。如《系年·吴起传左传》条与《四库提要·春秋左传正义》条，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当然，钱穆也稍稍改动了一些文字。比如，某人的姓名被其字或号所代替，或者相反。例如"王安石"改为"王荆公"，前者为名，"荆公"即王安石的封爵"荆国公"的简称;"叶梦得"，钱穆改为"叶石林"，"石林"是叶梦得的号;"朱子"被改成"朱晦庵";而"左丘明"的号，大概查不到，为了有所区别，将"丘"加了一个"阝"，成了"邱"。至于"宋元诸儒"，则被改成"宋后诸儒"。还有的字句被钱穆置于其双行小字的夹注内。可以肯定地说，《四库提要》的文字，钱穆用了，但在《系年·吴起传左传》考中未注明出处。
《系年》得益于梁启超的论著不少。如有关孔子门人漆雕开的考证，梁氏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漆雕子》和《宓子》两条中的有关文字虽然不多，但使《系年》获益不浅，被吸收在其考辨二九和一六三之中。不过，梁误将《漆雕子》一书的篇数"十三篇"，说成了"十二篇"，也给《系年》制造了一个矛盾。《系年》对此产生了两说。一为考辨二九，与梁说同，此说我们仅见于梁氏之书;一为考辨一六三的"十三篇"说。再如，吴起为法家说钱氏受益于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如，"《商君书》非商鞅所著"说，梁启超在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用了《四库提要·商子》条的材料，证明《商君书》为后人所作：1.该书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2.《徕民篇》、《弱民篇》为商鞅死后之作。梁氏注明了引自《四库提要》;《系年》却未说引自何书。因此，不查早于《系年》的梁氏等人之书，人们还以为，这是钱穆的一大发现呢!这样的例子还有，就不一一列举了。
钱穆对前人研究的成果，有的吸收,有的取折衷;有的持与前人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被化整为零，分别放进其数"考"之中，而且这类"考"多属细小问题。
至此，真相大白，郭沫若"抄袭"说，是不能成立的，此说纯属无中生有，诟诬贤者!
二、郭沫若的"烧书"说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突然宣布：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模糊。(《十批判书》手迹影印初版1945年重庆群益出版社)
两个星期后，《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全文发表了这一讲话，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又过了一个星期，即五月五日才转载。这件爆炸性的新闻，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和不理解，人们一时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这是郭沫若发出"他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对象的信号，说明他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一些外国朋友，特别是日本朋友，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焚书"说缘起早在"文革"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对明史专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就已经牵连到了不少历史学家，郭沫若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虽然已经预感到不妙，并且向他的秘书说了如下的话：
我只是摆设嘛，我耳朵听不清，又不善于搞行政工作，让我挂那么多头衔，来了运动我就要检讨(王廷芳：《周总理和郭老的友谊》)。
谈话充分表达了郭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但是，从谈话内容，人们不难看出，郭沫若对"文革"的破坏性，以及"文革"可能给他带来的灾难的估计是不足的。后来事态的发展，使得他开始清醒。虽然他早有辞去行政职务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文革"使他下决心，于一九六六年初写信给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提出辞去自己所担任的院长职务。但未获准。尽管郭沫若仍然担任着许多要职，然而，在那个年代，他像很多人一样，已到了基本上无法工作的地步。
第四届人大代表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在听取了石西民代表文化部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后，讲出了要将自己以前的东西全部烧掉的意向。
"讲话"记录发表的内幕郭沫若关于"烧书"的发言，引起了已经红极一时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筹备小组"领导人之一康生的兴趣，他向人大常委会要这个发言记录。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为慎重起见，拿着整理好的记录稿，亲自到郭沫若家中，请他斟酌一下。郭沫若做了一些修改，便交连贯带走了。
康生拿到郭沫若的发言记录后，曾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不久，康生让《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开发表了这个发言。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才由《人民日报》转载。这是极为反常的事件。因为在过去，大多是别的报刊转载《人民日报》的报道。所以反常，主要是由于"中央文革筹备小组"当时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态度冷淡之故，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穆欣此时又是"中央文革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至于康生要讲话记录的事，郭沫若在当时是一无所知。
郭沫若对"烧书"说的解释郭沫若对自己发言的解释，不只一次。最早的解释是"讲话"公开发表后不久。是年五月上旬，在他接待来访的外宾时，他深知由于国际友人的关心，这是接待交谈的必然话题，所以郭沫若有意识地把接待来访者的地点安排在自己的家里，以便让这些关心他的国际友人知道：郭沫若还是原来的郭沫若，郭沫若写的书还放在书橱里，并没有烧掉。他在回答朋友们的询问时，先让大家看看自己的劳动果实，然后告诉人们关于"烧书"不是真的要烧，本意是"要像凤凰涅槃那样在自焚后从火中再生"，来访的友人听了郭沫若的解释之后，放心了。
除了多次口头解释"焚书"说之外，郭沫若还有一个书面的答疑。
青年教师徐正之，正在撰写一篇有关郭沫若历史剧本《武则天》的文章，他读了郭沫若的"烧书"说后，认为郭沫若的发言是缺乏辩证观点的，片面的，也是偏激的。而这种过激的思想与言论，极易把运动引入歧途。于是徐正之就将自己对发言的看法增进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稿中。对"烧书"说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简单的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他还援引了毛泽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语录，"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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