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最担心的事终究发生了，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传来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他卒然感到象有一根巨大的冰柱向他打来，整个身体都被压住了，心儿冻住了，脑袋震呆了，一切思想活动都已停止，只有“总理死了，总理死了”的声音在轰鸣。护理人员和秘书只见他坐在临窗书桌后面的椅子上，痴呆呆的，他们喊他，搓他，揉他，全无反应，要想扶他站起来，也直不起腰，好不容易七手八脚把他扶起来了，他也不会行动。把他扶到床上躺下休息，好半天他才从完全木然的情况下渐渐甦醒过来。恩来走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不!他是不会走的，……往事如烟云一样在沫若眼前浮荡起来：在南昌起义的路上，是他热情地接待了遭抢挨打的沫若;在庄严的党旗下，是他介绍沫若参加了共产党;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是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为沫若谋划出路，毅然决定送他去日本;在武汉、长沙、重庆每次面临艰难险阻时，又是恩来象一棵大树一样，庇护着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把来自延安的甘露洒向他们的心头;在建国后的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里，沫若曾无数次伴随恩来一起出席国内外的重大会议，冲过了一道又一道险滩、礁石;在“文化大革命”的蹉跎岁月中，又是恩来为保护革命同志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绞尽了脑汁，榨干了心血……沫若晃晃悠悠地从漫长的回忆中走回来。恩来啊，你为人太宽厚，一切只想等候、等候，可是你最后等候到的却是自己的逝世，千百万善良的人依旧没能逃脱“劫难”，沫若感到自己的心在抽搐。然而，总理毕竟是伟大的，象他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就此消逝的，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沫若胸中诗潮在澎湃，他要求医务人员重又将他扶到书桌旁，含着满眶的热泪和一腔的爱与憎，用颤抖得几乎写不成形的手，歪歪斜斜地写下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字句。
第二天沫若不听任何人的劝阻，无论如何也要去向恩来的遗体告别。他步履艰难，勉强由人们搀扶着，向恩来行了鞠躬礼。他双眼紧盯着恩来的脸庞，想要看得再清楚些，但昏花的老眼今日格外迷离;他想跟颖超说上几句知心的安慰话，但干涩的嘴唇徒然开合，发不出一点声音。没关系，战友们的心是相通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只是见到江青、张春桥一伙在恩来遗体告别会上的丑态，令他气得肺都要炸了。回医院后，他一直沉浸在悲痛中，只得把无尽的哀思熔铸成诗句，几经斟酌，十三日写下了七律一首：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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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沫若诗词选·悼念周总理》
沫若知道这样的诗在当时是不能发表的，因为家属、秘书、医务人员已给他带来种种个人气愤的消息：“四人帮”不允许老百姓开纪念总理的追悼会，甚至不允许刊载悼念文章，却以大批判文章充斥了报纸的版面!不过没有关系，“盛德在民长不没”，丑类们的倒行逆施只会更加暴露他们自己，有助于擦亮人民的眼睛。
十五日下午，沫若抱病参加了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他是坐着轮椅被推进纪念的灵堂的，到该站起来的时候，两条腿一点没有力，两位同志左右挟着他都站不起来，沫若急得一身大汗，他咬着牙命令自己：“站起来，必须站起来，我一定要站着向恩来致哀!”是的，他要让全国人民看一看，他也要向“四人帮”显示一下：恩来是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战友们还挺立着，并没有倒下。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挣扎着站了起来，并昂然将弯曲的腰尽量地挺直，向最敬爱的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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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颖：《领导·战友·知音》：1980年1月27日《光明日报》。
自从恩来逝世后，谁也不敢在沫若面前提起总理的名字，一提起，他悲痛之情就难以抑制。这沉重的打击使他的病体又出现第三次危机，好不容易度过了难关，可是再也不可能康复如前了。这年的五月一日，他身体稍有好转，便参加了庆祝活动，与首都群众、各国朋友一起游园联欢。这也是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怕不参加这样的活动，谣诼会再蜂起。八十多岁高龄的朱德也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谁知仅仅相隔两个月，平日相当健康的朱老总竟染上重病，不幸于七月六日溘然与世长辞。沫若回想起北伐途中在南昌朱德家，他连夜赶写了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抗战初期在武汉他与匆匆从华北前线飞来的朱德促膝谈心;一九三九年返故乡，他在凌云山尔雅台上曾赋就怀念朱德的诗篇。往事历历在目，而转瞬间友人又已成古人，现在沫若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前往医院，与永别的战友见上最后一面。能瞻仰到遗体的象范文澜、陈毅、周恩来、朱德等还算是令人欣慰的，还有多少朋友连看上一面都不可能……这一幕幕的惨剧实在不堪回首。
沫若正在惊魂未定、余痛未消之际，九月九日毛主席又相继去世了，这噩耗简直令沫若难以置信。大半年之内，一根根擎天柱都折断了，沫若一次又一次堕入悲痛的回忆之中。他实在不愿回想也不敢回想，然而在一个个不眠之夜，他总还是不能自已地想起他在广州林伯渠家中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在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于武昌的分手，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国共和谈他们重又欢聚，至于建国后两人经常以诗词酬答，相互改诗、论诗的情景，更永生难忘。毛泽东在一九四四年写给沫若的信中曾激励他研究太平军的经验，这件事他始终放在心上，也曾积累了一些资料准备着手撰述，但由于种种原因，研究计划未能实现，沫若想起来就感到是一大遗憾，至今未能完成主席的嘱托。①如今主席逝世了，自己又病倒在床，看来这辈子也难完成这个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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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立群：《难忘的往事》，1978年1月1日《人民日报》。
怀着对中国前途的忧虑和对毛泽东逝世的巨大悲恸，沫若不仅抱病瞻仰了主席的遗容，而且勉力参加守灵。望着安详地躺在鲜花松柏丛中、身上覆盖着党旗的毛泽东，沫若似乎难以相信主席大脑已中辍了对中国革命的思考，从今以后，中国革命将依靠谁?靠每一个中国人!想到这儿，不管两腿颤抖得多么厉害，不管浑身多么松软无力，他不断地咬着牙鞭策自己：站一会儿，再站一会儿，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要挺得住啊!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沫若登上天安门，参加毛泽东同志的追悼大会，随着庄严的哀乐声，他在心中酝酿了两首《悼念毛主席》的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伟哉领袖万民亲，改地换天绝等伦。
三座大山齐扫地，五星红旗高入云。
反抗霸修防复辟，发扬马列育新人。
旰食宵衣躬尽瘁，英雄儿女泪盈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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