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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传_龚济民+方仁念【完结】(13)

  在这段时间内,诗神频频光顾,不断撩拨着沫若的情思。三周后的又一个上午,沫若正坐在课堂里听讲,不知哪儿传来了鸟鸣,“即即”“足足”,不绝于耳……这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古代天方国的神鸟“菲尼克司”在悲啼?噢,大概这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凤凰。回想少年时代在乐山上学,清晨常去城外的肖公嘴散步,不是一再听到过这种鸟的叫声吗?……“即即”“足足”中幻化出丹穴山上这样一幅景象:“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在这惨淡、阴冷的除夕,凤与凰同心协力啄燃了它们衔来的香木,在烈火中翩翩起舞、哀哀歌唱,等待着死亡。古神鸟在缪司的灵光照耀下,就这样与诗人自我、与整个旧中国合成一体。沫若多么希望旧我、旧中国以及一切黑暗的化身都能在这熊熊的烈火中焚毁。他借凤之口,诅咒了那腥秽的旧中国: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

  《凤凰涅槃》的前半篇就如此这般地一气呵成。

  当天晚自修后行将就寝时,突然灵感的火花又爆发了。沫若激动得一会儿象站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峰顶上,牙关直打颤,一会儿又象曝晒在赤道的烈日下,热汗尽往外冒。他只得伏在枕上,任凭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用铅笔火速地录下“生底颤动,灵底喊叫”: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

  我们光明呀!

  我们光明呀!

  一切的一,光明呀!

  一的一切,光明呀!

  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

  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

  ………

  这是“凤凰和鸣”,诗人讴歌凤凰“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得到了更生,《凤凰涅槃》一诗至此赓续成篇。沫若放下笔,好象自己也与凤凰一起得到了更生,苦难的祖国也得到了更生。他的感情平复下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激动时如同“一匹奔马”的他,这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僵卧在床上动弹不得。

  火中再生的凤凰,更加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他觉得自己身上储有“全宇宙底Energy(物理学所研究的“能”)底总量”,就好比一条“天狗”,敢于吞下日、月和一切星球以至全宇宙,从而庄严地宣布:“我便是我了!”①“我”到底是什么?“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崇拜工农,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偶像破坏者,因而“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②。显然,诗人的泛神论和个性解放思想诱发了叛逆精神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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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狗》,见《女神》第2辑。

  ②《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见《女神》第2辑。

  沫若的如狂涛暴涨般的创作激情,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二○年上半年,共写了几十首新诗。一年后,他把这些篇什连同在此前后写的一些新作、旧稿,结集取名为《女神》,以单行本奉献给广大读者。他在《序诗》中说: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很快就找到了千百万与诗人的“振动数相同”、“燃烧点相等”的人,点燃了他们胸中革命的火焰。沫若为诗坛竖起了一座丰碑,“《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①!正是这永生的女神,弹拨着时代的琴弦,鸣奏出雄浑遒劲的乐章,激励着我们的民族掀翻旧世界的筵席,冲决一切罗网,向着“至高的理想”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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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1923年6月《创造周报》第4号。

  八

  郭沫若之所以会凫进文艺新潮,是有赖于《学灯》编辑宗白华(1897—1986)的提携。在白华看来,要在文艺上摆脱两千多年传统形式的束缚,开始一个新的早晨,这需要气魄雄健、生力弥满、感觉新鲜的诗人人格;沫若正具备这种人格,因而新诗人也就应运而生。宗白华比郭沫若小五岁,他们虽然素不相识,只是由于一九一九年冬沫若对《学灯》所载关于墨子的一篇文章持有异议,两人才开始通信,但很快便成为莫逆之交。从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到上海望平街(今山东路)《时事新报》社,这两个年轻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白华十分赞赏沫若的诗,说是自己“最爱读的”。他在报社,每天傍晚总要凑近编辑室堆放信稿的小桌子,仔细看一看邮差新送来的稿件——这些都出自四面八方活泼天真的青年之手,象征着“五四”时代的青春、朝气、希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创新的开端,“而作为这一切象征之象征的却是每天寄来的一封封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沫若的诗!”①白华迫不及待地翻阅着,掩饰不住满心的欢喜,视同珍宝一样地立刻刊布于世。他多么希望每天能发表一首郭诗,好“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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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1941年11月10日《时事新报》。

  经宗白华介绍,郭沫若同时又跟田寿昌(名汉,1898—1963)通信、做诗友。当时寿昌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白华非常器重他,祝愿他和沫若“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三人相知恨晚,彼此引为同调,虽都未谋一面,但书信往来频繁,就象陷入了恋爱状态一样:或互相倾诉内心的不平,真诚地进行自我解剖;或缅怀美好的理想,相率神驰“天路历程”;或共同探讨人生、事业,文化、艺术,以至婚姻和恋爱。这友情的甘露点点滴滴洒在沫若的心头,他感到欣慰,他感到振奋,他要把全身的血液来做浇灌友谊之花的水,他要把全身的脂肪来做《学灯》里面的油。

  三人之间,伴随着尺素书往来的还有诗文手稿,各各欣赏一番之后,每每还要发一通议论,既是谈创作经验,又是进行文艺评论。一九二○年一月十八日,沫若在给白华的信中说:

  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

  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l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张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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