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此次所得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今后要一致向前革命，不要作无谓的内讧和意气的争闹，我们今后要两手向外打，不要右手打左手，也不要左手打右手!第二为促成北伐。我们要知道中国这个局面，单打倒一两个军阀或帝国主义者无用的。我们要根本推翻一切恶势力，彻底改造!那末，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可!现在为与北京诸烈士报仇及消灭弥漫北京一切恶势力起见，更要请国民政府早早出兵北伐，为民请命，打进北京，夺回一切政权，交还人民。这就是今天追悼北京诸烈士最大的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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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先生演说词》，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1926年8月印行的《国立广东大学演讲集》第2集。
广东大学自成立以来已越两载，学生们对学校有许多不满意之处：特别是文科学院的学生更觉得系科办得暗淡无色，课程凌乱杂沓，中学之科目竟入大学课堂滥竽充数，讲授者亦复笑话百出。学生们早就热切期待有一个彻底的改革，好不容易盼来了郭沫若学长，敢于当机立断，坚决支持他们的正当要求。可惜沫若上任时，课程早已排定，欲改无从，且一时难以撤换不称职的教师，本想等到暑假过后再作大变动，然而眼看学生要求愈益强烈，刻不容缓，便立即与校长褚民谊商妥，于四月二十日贴出布告，准许学生重新自由改选科目，就其所满意的教师听课。学生们感到“法良意美，无逾于此”，而以教育学系主任黄希声为首的一批教师却觉得人格受了侮辱，他们串联了部分文科教授和讲师，于次日宣布罢课，同时书面呈请校长罢斥郭沫若。他们还虚张声势，将呈文交《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并上书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到处起哄鼓噪。沫若知道这些人的底细，他们大都属于前任校长邹鲁留用的清末举人和贡生，也有一些是不学无术的“假洋鬼子”，在学生们的眼中，这些八股先生和基督教徒虽一中一西，但都是“饭桶”。由这样的人执教，学校怎么能有生气?现在他们既然跳了出来恶意诬告，沫若当然不甘示弱，他在致校长信中针锋相对，详细陈述了自己的心曲：
沫若此次奉命来粤，非为素餐而来，力虽棉薄，对于教务之革新，颇思效命。乃该教员等早含敌意，故为刁难，每有施设，动辄掣肘，今复小题大做，任意捏诬，……沫若视该教员等之行为，实欲为国家前途痛哭。夫以师长之资，乃为青年所不容，且复任意罢课，牺牲学生之光阴而不顾，所谓蔑视校章、捣乱学程，实属莫此为之。……
沫若行事，以校长为依归，以学生为本位，以良心为指导，自信毫无恣肆。乃该教员等竟以罢课要挟，致激成学生之风潮，咎有攸归，责无旁贷。该教员等捏诬捣乱之行为，应请校长予以相当之处分。至于沫若本身，如经校长认为有失当之处，沫若当引咎辞职，以谢罪于全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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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1926年4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
绝大多数学生都支持郭沫若，明确表示“我们对于郭学长改革学校的热忱，是抱有无限的同情与希望的，不料我们的希望尚未达到时，就又有风波发生了”，这“实际上是给文科数百同学之热烈的希望上一个大打击，亦即是文科改革进行上一个大阻碍”。①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文科本科学生和预科学生同时组织了革新委员会，公开发表宣言，开展择师运动，呼吁广大教职员及同学“驱逐为饭碗而鼓动罢课之不良教员，拥护褚校长郭学长及其改革计划，奋斗到底，反对妥协”②。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力量为主体的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也召开了党员大会，一致通过了四条决议：援助文科同学的择师运动，拥护为学生谋利益的褚校长和郭学长，拥护褚校长、郭学长改革文科的计划，全校普遍开展择师运动。这样，部分“饭桶教师”的闹事，反而促成了全校规模的大风潮，结果郭沫若不但没有倒，而且赢得了更高的声誉，倒是黄希声等十五人遭到了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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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科全体学生宣言》，见《广大文科学院风潮续志》。
②宣言全文见1926年4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
斗争风浪使沫若和青年们的友谊更加深厚了，他经常发表演说，指导他们正确处理革命和读书的关系。根据广东大学的现状，他把当时的学生分为革命的、读书的、不革命又不读书的、专假借革命的名义以出风头的四类，热情鼓励“革命者必发愤读书”，努力唤醒“不革命的老气横秋者”，而主张打倒“那班专出风头者”。学生们毕业之际，他又殷切嘱咐他们踏上社会后，“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前途奋斗”，不能忘了自己所负的责任。①
担任文科学长不到一个学期的郭沫若，已经充分表现出他的办学才干和魄力，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当时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党部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各科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②实际上这也是广东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对郭沫若所做的鉴定。
在广州的日日夜夜里，沫若虽然主要忙于总揽教务，但是他所关心的事情以及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是多方面的：
曾与毛泽东应邀同赴东山青年会演讲，痛斥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马伯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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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先生五四纪念日在本校演讲词》、《郭沫若先生在本校高师部十五年班毕业典礼会演讲词》：均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1926年8月印行的《国立广东大学演讲集》第2集。
②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26年6月印行的《党务月报》第2期。
应毛泽东之邀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担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
在广东大学主持欢迎中华全国工农代表团大会，首次与刘少奇(1898—1969)晤面。
与来广东大学演讲的周恩来(1898—1976)第一次相晤，屡次一同应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择生，1895—1931)之邀，参加讨论、拟订政治部工作方案。
出席由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并演讲。与彭湃(1896—1929)、苏兆征(1885—1929)、彭述之(1875—1956)等人相晤。
赴青年会观看由何香凝(1878—1972)领导的血花剧社演出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首次与邵力子(1881—1967)晤面。
与陈启修等发起组织四川革命同志会，被推为该会执行委员、出版部委员长，主编会刊《鹃血》。
从报上获悉段祺瑞政府通缉文化教育界人士，鲁迅亦被列于黑名单中，便“商同校长，聘请鲁迅做教授”①。
应张秀哲请求，为其所著《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后改名《毋忘台湾》)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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