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相继告捷，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国民革命军急需马不停蹄地去占领武昌。这里有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要做，沫若一行即于九月初赶到纸坊南湖，把政治部临时办公处设在南湖的文科大学内。此地已进入敌人的大炮射程，武昌的城廓隐约可见。武昌本是相当坚固的要塞，城墙高而且厚，都是用石头和砖块垒成。城墙外有碍防守的建筑物，已在日前国民革命军第一次攻城时被烧掉了，看来没有攻城炮，城墙是难以摧毁的。当时城下的国民革命军只拥有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三英寸口径的野炮，而城楼上的军阀部队却用从炮舰上拆卸的大炮，来加强他们的防御。面对这种境况，铁罗尼幽默地对郭沫若说：“K同志，不好啦!我们不能够在武昌城内开午餐会啦。”沫若亦诙谐地回答道：
“或许我们可以开一次夜会哩!”
要攻克武昌城，的确不容易。总司令蒋介石曾提议对于攻城士兵只许前进不准后退，后退者一律枪毙，但遭到了大家的否决。九月二日决定组织敢死队，准备在当晚借着夜阴爬上城去。这就需要大量的云梯，可是国民革命军没有工兵队，怎么办呢?只好把政治部当作临时的工兵队。沫若刚写好标语、拟就传单，现在又要立即派人到民间去征集梯子，然后还得将它们扎接起来，才能作爬城工具。他身先士卒，顾不上对这种活儿的生疏，亲自动手，居然也绑了三、四架。能将自己的汗水洒在攻城的路上，他感到无限的欣慰。夜暮降临，在南湖的一个空旷的大院内，墙上满靠着各式各样的“云梯”。沫若站在院中的高台上，在苍茫的夜色中向攻城的勇士们作了动员讲话。战士们怀抱着献身的精神，决意连夜拿下武昌城，他们当然清楚这样做代价将是惨重的，因此氛围异常悲壮。当夜未能攻克。五日夜间重又发动攻势，结果仍遭失败，死伤惨重。
次日凌晨，苏联顾问铁罗尼的翻译纪德甫不幸在宾阳门饮弹身亡。平日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自从踏上征途以来，和沫若虽时常呆在一起，却很少直接交谈。但在这次参加攻打武昌城的晚上，临出发时他竟特别用力地拉着沫若的手，沉静而决绝地说：“今晚上我们无论怎样是要打进城的，打不进城我不回来见你了!”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忏语。沫若抚着德甫的担架，默默听着从现场归来的战友描述他牺牲时的情景，心中充满了哀思。一个往日与自己成天生活、战斗在一起的伙伴，现在一下子就被无情的子弹夺去了生命，这给幸存者心理上的震动和负担可真难以承受，沫若生平还是第一次体验这样浓重的悲哀。他怀着沉痛的心情，为这位亲密的战友购置了棺木、衣衾予以收殓，还特意将那颗致德甫于死命的子弹当作珍贵的纪念品保存起来。晚间躺在床上，他回想着两个月来与纪德甫相处的日日夜夜，心里觉得空落落的，索性爬起来一口气做了四首悼诗，这才踏实了些。所作都是七绝，其中第三首云：
患难相随自汨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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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汐集·悼德甫》
纪德甫牺牲后，武昌城下的军事行动一时没有什么进展，沫若受命带领部分同志偷偷渡江去主持政治部汉口办事处的工作。当时的汉口是旧势力潜伏着的巢穴，刚刚攻克不久，各种报纸依旧唱着老调，因而有必要在这儿压压周围敌人的气焰，壮壮革命的声威。沫若大刀阔斧地封闭了两家反动报馆，迅速成立了新闻检查委员会，同时组织和加强民众团体，促使民气大大高涨了起来。这样前后只化了一个星期，整个市面便顿然改观。当然事情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当汉口码头工人将他们逮捕的工贼送交政治部办事处法办时，沫若坚决主张就地镇压，可是请示了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却和蒋介石一样主张下令释放，并责备办事处“不懂策略”，批评郭沫若“是一位感情家”。既然是感情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又何苦要占着职位干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差使，令人讨厌呢?沫若一气之下写了辞职信。幸好邓演达及时过来与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沫若直抒己见，认为他最大的不满意便是万事都讲“策略”，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过于顾忌、妥协。邓演达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并且表示今后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由他作主。
长时间被围困在武昌城内的敌军已经弹尽粮绝，部分守军不得不开城迎降。这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沫若是最先知道这件事的人之一，此时他正在汉口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幕典礼，会上他兴高彩烈地向代表们宣布：“今天敌军要开城迎降，今年的双十节值得加倍庆祝，可说是四十节。同时，总工会又在今天开幕，更加值得加倍庆祝，合起来是六十节!”①会后，他想尽快将攻克武昌的消息告诉三镇市民，可是已经来不及发号外，也来不及打锣通知了。急中生智，他立即写了“攻克武昌，活捉守将”八个大字贴在汽车上，然后自己坐在里面，请司机沿着大街小道四处行驶。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满街都是放鞭炮的，鞭炮屑把马路都垫高了。街上全是人，汽车只得慢慢的走。有人误将车子里的郭沫若当作活捉到的守将刘玉春，就拼命用石头砸汽车，以致车子的漆和玻璃都有损伤。沫若眼看宣传目的已经达到，便吩咐将车开进小街，绕道返回设在汉口南洋烟草公司内的政治部办事处。②两三天后，政治部全部迁往武昌。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晋级为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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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讲革命掌故》，1948年10月16日《华商报》。
②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战争时期调动频繁，十一月七日沫若刚刚参加了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突然接到邓演达的电话，嘱咐速往刚攻占的九江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为了适应军事进展的需要，沫若二话没说，即于第二天与李一氓等人乘船赶赴九江。南昌攻克后，总政治部在那里设立了驻赣办事处，沫若随即又转道南昌正式兼任办事处主任。本来预定在九江工作两周即回武昌，不料被先后坐镇九江、南昌的蒋介石拖住下放。早在汉口时，蒋介石就曾托邓演达转告郭沫若，希望他能随同进发江西，当时他婉言谢绝了，可是现在却无法脱身。蒋介石对他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每次接见都要起身相迎。一九二六年除夕，总司令部在旧督军公署餐厅设宴招待部直校级以上干部，沫若亦在座。席上，蒋介石操着一口浙江官话致词，声称武汉不宜建都，要把正在从广州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留驻南昌，一切听他指挥。席间竟有人高呼“蒋总司令万岁”，蒋介石也居然默默领受而不加制止，沫若看着他那一对居心叵测的眼睛，心中不禁升起疑团：蒋介石的野心正在不断暴露，他究竟能不能革命到底呢?
由于蒋介石不顾部分已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反对，擅自挟持中央政府暂驻南昌，致使南昌和武汉实际呈现出分裂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一月初邓演达已去武汉，他在离南昌前夕曾约郭沫若谈了一次话，认为沫若已经由尝试革命的阶段进到和革命的本质不能分离的阶段，希望为了革命的前途要特别多加保重。不断经历革命烈火的锻炼，沫若在政治上确实越来越成熟，因而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也日益迫切。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他就曾以迫切的心情写了一封信，由南昌秘密寄给“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先生转陈仲甫先生亲启”。陈独秀(字仲甫，1880—1942)接信后不久即复示，对于沫若的入党要求颇为赞许，同时说明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履行组织手续，自己个人不能越过组织来允纳他的要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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