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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传_龚济民+方仁念【完结】(32)

  楼台倒映涵虚碧,旗帜高扬似火燃。

  一夕汤坑书附羽,千秋英烈血喷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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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潮安》,1965年7月3日《广州日报》。

  这段小史令他终生难忘。

  六日午后,在流沙天后庙里,沫若出席了周恩来、李立三等人召开的起义军领导成员会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总结了战事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同时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起义军放弃潮汕,抽调一批领导成员秘密去香港和上海,余部转移到海陆丰,去组织工农红军并建立苏维埃政权。身患疟疾病得连稀饭都喝不下的恩来,已经为战友们物色了好些当地农会会友作向导,以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奔赴香港或上海。这时谍报员仓惶报告:在镇外的山头上发现了敌人的踪影。贺龙立刻派出队伍迎战,领导机构也迅速开始突围。沫若带领总政治部人员走到山脚下,四周一片敌军“杀!杀!杀!”的狂喊和枪弹“嘶嘶嘶”的怪叫,看来一场遭遇战迫在眉睫。总政治部人员大都赤手空拳,只有军事教导队的三十几位同志是全副武装的,并不很懂得军事的郭沫若当机立断亲自指挥战斗。他倏地从腰间拔出勃朗宁手枪,站在田埂上大声喊着:“打!大家冲啊!”战友们向敌人猛扑过去。阳翰笙见状不妙,赶忙提醒沫若:“郭主任当心!你站的地位不对,那是个目标!”幸亏勤务兵“啪”的一声把沫若按倒,随即一梭子机关枪子弹从他头上飞过,溪里水花飞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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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谈郭沫若研究》。

  总政治部在流沙附近的战斗中被敌军打散,沫若亦掉了队,与起义军首脑机关失去联系,便同彭漪兰等人结伴而行。夜间,天上繁星密布,群山寂然无声,沫若提着痠痛难熬的双脚,在被露水打湿的小路上艰难地行进。他思念着战友,特别是病重的恩来;他懊恼只因偶尔的差池,而导致与大部队的分离。翌日清晨,原先与沫若一同从流沙突围出来的吴玉章、阳翰笙等人,他们在山坡上露宿醒来想起了沫若,便派人四处去找,终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他,谁知他正若无其事地在挥毫为村子里的人写字。来人告诉他:“吴老和欧阳秘书长叫你立即走!”他却一点也不着急,说:“不忙,我还要给农友写字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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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

  后来,沫若他们跑到一个名叫盐酸寮的地方,得到那儿的农会主席陈开仪老人的照应,在他家的草仓中避居了六天。十月中旬,他们又由陈开仪带路,赶到百里之外临近海边的神泉,暂时呆在许洽和的碗店里,等待风势搭帆船去香港。陈老汉的拳拳之心,许老板的一番盛情,沫若等人敬领不误,可惜无以相报,倒是陈老汉提了个建议,让沫若写了些字送给许老板,这确实使他们欢喜了一阵。

  十天后的一个早晨,他们终于披星戴月登上了一只有两道帆樯的货船。“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去沧海”,沫若此时虽说不上有多少豪情,不过感慨倒是更行更远还生:自从随北伐军由广东出发以来,跋涉八省,历时一年零三个月,而今原地回不得,将要孤影悄然地漂流到珠江中的小岛上去。个人的挫折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难道一场大革命就好象放了一大串花炮,轰轰烈烈地过了一阵之后竟这样销声匿迹了吗?不,绝不!留得革命的火种在,革命的烈火依然要燃烧起来,沫若坚信:烽炬总会传千里,风雷必定遍九陔。

  十八

  香港的海水绿得可怕,香港的天地小得可怜,香港的社会令人讨厌,分明是中国的领土,却处处使沫若觉得是生活在异域。周围没有朋友和同志,也听不到什么有关革命的好消息,沫若整天无所事事,简直如同耽在封闭的罐头里,革命时期那股火热的劲头,现在已经一落千丈。他多么想找个知心朋友畅谈畅谈,聊慰寂寥的心情,求之不得,便写了一封信给成仿吾。“这封信写在一个很简单的纸片上,署名是R.L。这两个字是革命、文学的缩写。这封信的简单意思是,郭沫若主张应从革命回到文学的时代,当时他对革命有悲观情绪。”①仿吾为沫若的这种消极情绪感到十分不安,立即回了一封信,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并诚恳地批评了他。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旬,沫若再度秘密地回到上海,重又与安娜和孩子们团聚,住在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一栋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里,左邻四舍大都是日本侨民,这正有利于他的隐蔽。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今后到底做些什么呢?上回北伐途中,他毅然与蒋介石分道扬镳时,曾一度打算此后永远做文学家;这次南征归来,他把什么都丢了,只带回了一枝红色的头号派克笔,意味着他解下指挥刀后要重理笔墨旧业。“有笔的时候提笔,有枪的时候提枪。——这是最有趣味的生活。”②他怀着重新挥戈疆场的心情,从箱子里翻出了安娜为他保存的《浮士德》第一部译稿,费了十天工夫,对这迭已被老鼠咬坏了的十年前的旧稿,重新补缀、润色了一遍,而且把十年来自身的经验和心境也含孕在译文里,真是愉快极了,以致暂时忘却自己是个失掉自由的人。他的这种心情,和歌德在该书《献词》中所表述的重理旧章的喜悦,可以说如出一辙:

  嗟我小斋中,灯火今复燃,

  胸底生光明,深心知内观。

  花开希望蕊,理智复能言;

  景慕生之川,景慕生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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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成仿吾的回忆,转引自宋彬玉:《郭沫若和成仿吾》:1983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7辑。R·L,即Revolution(革命)、Literature(文学)。

  ②《文艺论集续集·英雄树》

  从战场返回书斋,沫若又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战斗。向来对创造社怀有特殊感情的他,打听到创造社仍安然无恙,便立即与它取得联系,并把《浮士德》译稿交给创造社出版部付排。

  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滩群英荟萃,鲁迅、成仿吾、蒋光慈、李一氓、阳翰笙、段可情、黄白薇等进步作家和革命青年纷纷来到这里,创造社成了许多人经常出入或临时安身的地方。沫若认定这是发展创造社的大好时机,自己有责任加强它、保护它,于是一面经周恩来同意,拉李一氓和阳翰笙入社,一面又与蒋光慈、郑伯奇等人商量,通过他们恳请鲁迅来合作。鲁迅慨然允诺,沫若喜出望外。回想当初在广州错过了与鲁迅晤面和共事的机会,沫若心中一直引以为憾。鲁迅也早就表示过他想到广州后,“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①。他们的愿望不期而合,过去在广州未能联合造成的战线,今天在上海可以得到弥补,这当然大快人心。十二月三日《时事新报》上同时刊出了《创造周报》复刊和优待订户的广告,其中“特约撰述员”名单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郭沫若因本名不便公开,则以麦克昂的变名列居第二。可是结果《创造周报》并没有复活,而被《文化批判》取而代之了,原因是成仿吾和创造社的少壮派——刚从日本回来的一批留学生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等人,认为《创造周报》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应当创办一个新的战斗性的月刊,并且他们对与鲁迅合作,态度都很冷淡。沫若感到左右为难,为了避免创造社的分裂,他只好作了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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