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与孩子剧团同一天到达武汉的，这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傍晚。孩子剧团的存在，沫若早在上海期间就有所闻。这个由二十多名无家可归的儿童自愿组成的剧团，积极宣传抗日，事迹十分动人，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叶挺、王明(即陈绍禹，1904—1974)、叶剑英、博古、邓颖超、潘汉年等人特地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为他们举行欢迎会，郭沫若也出席了，他望着这群活蹦乱跳的孩子，年纪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八、九岁，一个个高兴得在使劲地鼓掌，把一只只小手都拍红了。当他们齐声同唱自编的歌曲《流浪儿》的时候，恩来难过得低下了头在擦眼泪，沫若的双眼也湿润了，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宗教家说“儿童是天国中之最伟大者”，难道儿童不就是“中国之最伟大者”吗?因而他在致词中说，今天是自己回国半年来“最快乐的一天”，并称赞和鼓励孩子们道：“中国有了你们这群不怕艰苦的儿女，中国也要在苦难中渐渐长大起来的。你们就象征着中国，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吧!”王明接过沫若的话，含义深长地说：“沫若先生丢掉他亲爱的妻子儿女回国参加救亡工作，是中国人中的做爸爸妈妈的模范;同时，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离开父母温暖慈爱的怀抱来努力救国工作，是中国人中做儿女的模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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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慧琳：《孩子剧团欢迎会上》，1938年2月10日《新华日报》。
沫若刚到武汉，正逢《新华日报》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报纸。对于郭沫若这样的人物，新闻界自然十分注意，常有记者登门访问，不是谈广州、武汉观感，就是谈目前抗战形势，而且还要题词。在沫若看来，作为当年北伐会师的重镇武汉，沉睡了十年之后，现在似乎又渐渐地恢复到它在北伐时代的气势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虽然都已搬到重庆去，但党政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差不多都集中在武汉;在野的各党各派的领袖们，以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差不多都先后汇合到这里来了，可以说武汉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抗战首都。当务之急在于“恢复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笔者)的精神保卫大武汉”，沫若给《新华日报》的这一题词，充分表明了他的心愿。
重来武汉，能与北伐当年的一些老朋友晤面，也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沫若和立群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叶挺就把他们从旅馆接到太和街二十六号新四军筹备处去住。当沫若与叶挺、陈铭枢、黄琪翔等人欢聚时，大家叙旧议新，滔滔不绝。陈铭枢以自己的字“真如”分作上、下联的首字，征求用梵语作嵌字对联，他先吟得下半联：“如是我闻，佛说如来”，沫若即顺口说出上半联：“真有人对，谁即主宰”。大家拍手称绝。他们还一同合影留念，沫若戏题为《五光图》，并系以七绝一首，惹得众人捧腹大笑。诗云：
将军主任何辉煌，仿佛当年克武昌。
十载风流云散后，惟余棍子五条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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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田汉：《迎沫若》，战时出版社版《抗战中的郭沫若》。
就是这位当年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而今又有人要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宣传工作了。叶挺和黄琪翔首先向沫若透露了这个消息，此即陈诚邀他来商量的“要事”。原来军事委员会新近撤销了第六处，成立了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四厅，目前正在物色人选。为了争取一些有利的条件，恩来也赞成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可是沫若并不愿意，他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如果能让自己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那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更有效力。当时，沫若是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公开参加抗日民主活动的，其实他一回国就已经恢复了党籍，现在作为中共特别党员，他受党中央长江局周恩来等少数负责人直线领导，不过党的小组生活，不与任何地方党委发生关系。他本来就有点不满党外民主人士这一身份的寂寞，如今再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恐怕连青年们都不会谅解，因而他向恩来请命：“让我住到长江局(对外叫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来，以公开党员的身份进行痛痛快快的工作嘛!”①恩来以老战友的情谊，对他慰勉交加，请他暂时得忍受一下“寂寞”，奉劝他还是接受三厅的职务为好，希望他在这方面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最后推心置腹地把话都说到了底：“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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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沫若不愿出任第三厅厅长，还因为国民党安排的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都是复新社的头目，他觉得与这帮人是无法合作共事的。尽管陈诚拉了恩来三番两次上门敦促，朋友们也都力促其成，然而沫若还是不愿就职。一时当面批评他的，背后议论他的，都大有人在。一天，他接到了恩来手书的一张便条：
沫若同志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沫若捧着这字条读了又读，眼眶中噙满了泪水，多少年来不能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内心的痛苦，能理解的莫如恩来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能洞若观火地看清这“感情”的问题;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会毫不含糊地批评他感情用事。沫若感到欣慰，也感到惭愧，到底怎么办呢?他又不免犹豫起来。尤其是二月六日，陈诚背着周恩来以请吃饭为名，召开了第一次部务会议，沫若因事先不知底细，便拉了阳翰笙一同去参加了，待到饭后揭开了序幕，他们方才觉得进退维谷。会上颁布的《政治部组织大纲》，竟标榜“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这更使沫若恼火。陈诚请他发言，他声明自己事前并不知道要开部务会议，否则就不入席了，因为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所以只能以一个朋友的资格说话，希望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不要拿“一个主义”来延揽人才。对于这帮人如此玩弄手腕，沫若极为反感，他再也无心作冯妇，于是托翰笙代向恩来汇报会议的情况，自己便决定当晚动身去长沙，以躲避陈诚等人的纠缠。临上火车前，赶到车站送行的翰笙又带来了恩来的便条，说是“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沫若发出会心的微笑。
“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不欲投书吊湘水，且将南下拜红花。”①沫若怀着这样的心情抵达长沙，受到在这里办《抗战日报》的田寿昌的热忱接待。第一天，寿昌就邀了廖沫沙、张曙(1909—1938)、胡萍等人同往百年老菜馆“李合盛”为沫若洗尘。席间，这一对昔日在日本曾以歌德和席勒相期许的老朋友，酒兴、诗兴都不减当年，他们向茶房要来文房四宝，“席勒”首先挥毫，作七绝一首以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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