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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传_龚济民+方仁念【完结】(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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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南京印象·一六慰问记者》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为较场口血案向法院提出了起诉,郭沫若与李公朴等人曾亲自出庭,被告刘野樵居然有恃无恐,反而诬告李公朴、郭沫若等人。于是两案并审,由重庆地方法院审理,庭长很快宣布:因政协综合小组与宪法协商小组已议决排解本案,故不再开庭审判。结果在国民党政府一手操纵下,血案就这样不了了之,歹徒们全都逍遥法外。而且反动派还在继续指使歹徒和特务寻衅闹事,拼命打击革命民主势力。二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营业部被特务砸得七零八落,接着刚刚创刊的民盟机关报《民主日报》也被捣毁,沫若还是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呢。他与留渝政协代表邀集政府代表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谈话,严词谴责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的可耻行为。不是吗?签订五项协议的墨迹尚未干,国民党就迫不及待地串演了这一出又一出丑剧:“漂亮的四项诺言我自己的耳朵亲自听见宣读。政协的五项决议有一部分我自己的手亲自参加过草拟。这些都吹掉了。沧白堂的石子,较场口的铁棒,我自己的头亲自捱过。《民主报》的捣毁,《新华日报》的捣毁,我自己的眼睛亲自看见过。”他感到伤心,他感到愤怒,不到一个月,春天在这儿就已经消逝得无声无息,“零下三十五度的政治冬季”又来临了,山城重新成为“冰雪满地的岩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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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天地玄黄·新缪司九神礼赞》

  经历了诸多事件的磨难,沫若的头脑更清醒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民主运动的前途有了更正确的估计。他绝不气馁,绝不悲观,而是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准备为和平民主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如同他在前文化工作委员会同人和文化界人士为慰问他,暨欢送鹿地亘夫妇回国举行的晚会上所说:“今后争取民主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虽然现在有许多人还在推波助澜,阻碍民主运动,正如有雾一样,因为雾是晴天的预兆,太阳一定会出来,雾是一定会散的。”他以较场口事件为例,表示要有牺牲精神,说非洲有一种蚂蚁,遇到了水沟,前面的伙伴便自告奋勇地填在沟里作桥梁,让后面的伙伴从他们身上过去。他愿意作这种桥梁,让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度过劫难,去享受真正和平民主的生活!

  四十五

  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反动派在一步一步地践踏政协通过的五项协议,沫若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答应实施民主政治,不过是玩弄和平欺骗的花招,实际行动根本不兑现。以释放政治犯来说,蒋介石早就允诺并当众宣布过,但是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在“皖南事变”中被非法逮捕的叶挺方才得以出狱,前后关押竟达五年零两个月之久。当天晚上,沫若去红岩村看望叶挺,两人热烈拥抱,淌着热泪纵声欢笑。叶挺第一句话就说:“沫若,记得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现在是一切都兑现了。”邓发在一旁“抗议”道:“不行,志固不可夺,帅又何可夺呢!”沫若当然记得,《论语》中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叶挺最喜欢的两句话,当他初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自己与他同住在汉口太和街,曾应他的索求,把这两句话写成一幅中堂。而今叶挺从多年的囚禁生活中重又获得自由,看他壮志不移,依旧雄姿英发,沫若说改日一定要请他痛饮几杯,好好为他庆贺一番。

  那天从红岩回到天官府,已经夜阑人静,可沫若一点也没有睡意。他把自己珍藏的三、四年前叶挺送的寿礼拿出来细细端详,那是叶挺在狱中亲手用香烟罐内的圆纸片制作的一枚“文虎章”,上面用钢笔写着:“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祝沫若兄五十大庆,叶挺。”记得他的夫人李秀文(1906—1946)送来时,她还用红丝线订上了佩绶,用红墨水加上了边沿。不久李秀文又送来叶挺手书一通,说是要将寿联下联改为“功追高尔基”,同时信中还抄录了他的一首诗。现在,沫若又在电火光中反复读着这首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叶挺的诗就是他自己,通体燃烧着无限的愤激,也辐射着明澈的光辉,沫若觉得这才够味,这才是真正的诗。他敬仰叶挺有峻烈的正义感,因而对于横逆永不屈服;他钦羡叶挺有透辟的人生观,因而能超越一切的苦难。正因为具备这种精神,所以果真如“地下的火冲腾”,敢于“把活棺材烧掉”。他希望青年们都能读一读这首诗,都能从诗中体味什么是革命的人生观,什么是革命者应有的品格。因此他写了介绍文字,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这首用生命和血写成的诗。

  两天后,沫若又想到数日前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小朋友来访的事。从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给郁飞的信中,可以猜测自己多年来所牵挂的达夫已经“凶多吉少”,在苏门答腊“失踪”后可能已被日本宪兵暗杀。唉!国家多灾多难,人民也多灾多难。多灾多难的朋友呵,刚迎接回来一个,却又送走一个,而且是永远不复返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和不幸,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象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是一个普通公民,国家都要发挥她的威力来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可是现在又有谁会去管他呢?对挚友强烈的思念之情使沫若感到通体冰凉,夜不能寐。在无数次的幻觉中,达夫有时是象往常那样,无拘无束、热情洋溢地向他走来;有时又是血肉模糊、不断呻吟着向他招手,于是沫若用颤抖的笔写下了: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

  地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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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历史人物·论郁达夫》。

  他只能以这几行文字寄托自己的哀思,此外还能再说什么呢?

  死者激励着生者,不能撒手不管“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沫若感到必须带动广大青年促进和平民主运动,一同来整治这个世界。三月十九日,他与沈钧儒等人参加重庆青年举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在致词中循循善诱地引导青年认清,今天人们大都不满意国民党,主要因为它已失去了革命初期的青年精神,而成了“老人党,老爷党”了;教育大家要珍惜自己的青春,千万不能象某些青年那样“腐化”、“恶化”,不是想做官就是当特务;殷切期望年轻一代学习过去真正为革命而牺牲的青年的精神,献身于今天的民主运动。为了鼓励广大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勤奋学习,他还亲笔为《青年学习》月刊题签刊名。重庆青年联谊会成立后,他又担任了该会辅导员,谆谆教导青年朋友们要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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