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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之历史”，则应为 “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李大钊进而大声疾 呼： “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 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 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职志，而勿逡 巡不前。”因循延误，是中国进取之害，也是青年们立志之害。李大钊针对 这一积弊，明确指出： “青年安心立命之所，乃在循今日主义以进。”离开 “今”的努力与实践，一切未来理想与计划，不管多么美妙宏伟，都只能是 空谈空想! 2.必须破除与青春主义不相容的物质与精神之累。 人要立志，要享有无限之青春，必须在物质与精神上彻底破除那些与它 根本不相容的东西。这种东西，李大钊主要归结为两方面，一是机械庸俗生 活，追求升官发财;二是历史积尘与陈腐观念习惯之束缚。李大钊认为，一 个人 “优于权富即其短于青春”。他指出，当时一些人“赴利禄之途也，如 蚁之就膻，蛾之投火”，这些人，即使一时得到满意之结果，但 “强负黄金 与权力之重荷以趋，几何不为所重压而僵毙耶?”所以，李大钊希望青年： 一要 “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 在活泼泼地之我。二要 “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 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 (t1n xīlu% ch6ng，脱衣露身，原意为粗野没 有礼貌，此为无牵无挂之意。)，去来无挂，全其优美高尚之天。”李大钊 认为，这才是 “人生唯一之蕲(qí)向，青年唯一之责任。” 3.必须从我做起。通过以 “青春之我”，来“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青年们也只 有这样，才有真正的人生价值和幸福。 李大钊 《青春》一文，是他留学回国后贡献于青年的又一重要思想成果。 它既是李大钊崇高灵魂和精神品格的光辉体现，同时，又是奋起的中华时代 精神的光辉体现。老革命家吴玉章曾为 《李大钊选》题词：“青春之气，浩 然长存”。——这是非常中肯的。李大钊的一生，就是为创造理想的青春中 华而不忘奋斗的一生。青春的涵义，随着他其后的思想发展虽然在不断丰富 发展，但是，从本质上说，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就是青春的宇宙观和人生 观。他反对人成为历史积弊的奴隶，成为陈腐教条的奴隶，成为机械庸俗生 活的奴隶，成为黄金权力的奴隶，反对享乐主义，反对悲观厌世思想，主张 永葆青春，也就是永葆创造精神与活力，主张 “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 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由此可见李大 钊真正彻底革命的精神。他无论在精神、品格、意志以至学识方面都是我国 青年当之无愧的导师! 李大钊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是先进的、美好的，但黑暗的现实对于他却 是无情的。 他本想在 《晨钟报》大干一番，利用这张报纸搞新文化运动和青春中华 运动，但 1916年9月5日，他即在该报发表启事，声明“以私事萦扰，急思 返里，爰请社中另请明达。”今后， “所有编辑部事项，概不负责。”李大 钊从受命创办 《晨钟报》到声明此后“概不负责”，前后时间大约两个多月。 在发表离职声明前天即9月3日，李大钊发表寓意小说《别泪》，将他与梁 启超、汤化龙进步派、研究系的一段关系，作了隐喻说明与交代。这一派势 力，最大的特点是依傍豪强，卖身投靠一时得势的军阀官僚，也就是与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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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所说的陈腐白首势力相勾结。在辛亥革命以后，他们曾投靠袁世凯;袁世 凯垮台后，它又正在投靠段祺瑞。孙洪伊与这一派势力，过去也曾有过不同 程度的联系。在反袁斗争中，孙洪伊已经靠向孙中山革命派一边，成为当时 一名很有影响的人物。李大钊在反袁斗争中，也摆脱了北洋势力和梁、汤改 良派的某些影响，与孙洪伊关系密切起来，并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所以， 李大钊脱离 《晨钟报》，主要是由于政治倾向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李大钊脱离 《晨钟报》以后，与几位友人又办起了《宪法公言》报，因 为袁世凯垮台后，中国必须完成新宪法的制定工作，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国 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该刊章程规定：“本杂志旨在阐明宪法之精微，助长 法律之思潮，以荡涤专制之邪秽，而实现一尽善尽美之民国宪法。”李大钊 在这个刊物上发表5篇文章，其中有3篇是直接讨论宪法问题的，即 《制定 宪法之注意》、 《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发表了很有学理价 值、很有分量的主张。但是，越是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在当时就越 是不能被接受。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是坚决主张保证人民的民主自 由权利和主张地方分权的，而已经获得中央政权的军阀段祺瑞和投靠他们的 政客官僚们，则千方百计地企图缩小和限制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并主张加 强中央的高度集权。有的人还主张规定以孔教为国教或 “国民教育以孔子之 道为修身大本”。这次制宪会议，于 1916年9月5日开始，会议当中，段祺 瑞操纵的 “督军团”干政，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改制宪法。1917年6月13 日，国会被迫解散，这次制宪工作也归于流产。李大钊等苦心经营的《宪法 公言》因经费问题，在此之前，即1917年1月10日就宣告停刊。 《宪法公言》停刊后，李大钊应《甲寅》日刊的主编章士钊之请，到该 刊做编辑工作。他在该刊的5个多月时间里，发表了50多篇文章。1917年6 月25日，李大钊在该刊发表最后一篇文章。7月初，张勋拥废帝宣统复辟， 北京发生战事。李大钊冒险奔赴上海，寓孙洪伊处，撰写《辟伪调和》、《暴 力与政治》等文，对梁启超、段祺瑞与张勋狼狈为奸，破坏中国的民主与法 治的阴谋与罪行，进行深刻的批判，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段护法斗争，进行 理论阐述，给予坚决有力地支持。 1917年11月11日，李大钊结束了反复辟反段的流亡生活，返回北京。 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李大钊回京后将开始新的征程，继续为创造理 想的青春中华而继续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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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进入北京大学与迎接世界新潮流 李大钊回到北京不久，老朋友章士钊来看他。章士钊也是刚刚接受新上 任的蔡元培校长之聘，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院教授兼校图书馆主任。章 士钊为国惜才，决然举荐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以接替自己的工 作。蔡校长是老革命家，是很有改革气魄和新思想的人，一贯求贤若渴，就 欣然地照准章士钊的推荐。1918年 1月，年仅29岁的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就 任。 在李大钊前进道路上，章士钊对他的影响和帮助最大。章士钊是最早与 黄兴一起进行反清革命的爱国志士之一，是1903年拒俄学生爱国运动的重要 领导人，也是本世纪初反清革命的重要宣传家。他曾留学美国学习法律与逻 辑，造诣颇深。辛亥革命后从美国归来，曾主持上海的 《民立报》，后又自 办 《独立周报》，积极参与反袁的“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主 办东京 《甲寅》杂志，这是《新青年》之前最有影响的一份杂志。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在言论界除梁启超外，章应是最有影响的一位人物。 李大钊远在北洋法政学校上学期间，即倾慕章士钊的文章与为人，视为精神 上的师友。到东京后，因向 《甲寅》投稿被章约见，一见如故，相交甚深。 其后，虽所走道路不同，但个人友情却终身不渝。 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文化气氛的结果。按 李大钊学历来说，他在日本留学仅仅两年，与北大用人传统及所任职务，是 并不相合的。从政治上看，李大钊刚刚从南方护法反段的战线上归来，他那 攻击段祺瑞毁法叛国的文字，墨迹尚未干。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妨碍蔡元培 校长对这位真正人才的重用。从章士钊说，他在北京大学以教授又兼图书馆 主任，当然更能提高声望，纯属有益无害;但是，他却一定要把主任之职让 给他的友人李大钊。这一点，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对于这一件事，章 士钊从来不说 “推荐”，而只说向蔡校长“动议”。这样做的理由，只说自 己“萦怀于政治”，不能充分利用图书馆主任这一条件来做学问，由守常担 任更能发挥其作用。其实，由于章士钊对李大钊的深刻了解，他是能够预想 到这一件事的深远意义的。正如章士钊后来所说： “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 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 ‘五四’说起，无不唯 守常之马首是瞻。”李大钊从此成为现代新思潮和现代革命运动的一面光辉 旗帜。 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并就任图书馆主任，是他生活道路上的重大转折， 无论对他个人还是中国革命，都发生很重要的影响。 第一，他由此真正置身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与一批真正的战友和同志结 合在一起。 李大钊在以前也一直关心与支持新文化运动，但由于所处的工作环境与 具体条件不同，他还不能全身心地与这场运动结合起来。他当时周围相与共 事的一些人物，都还不是站在新思潮前面的人物。如果永远与那些人在一起， 那是绝对不能成大气候的。而北京大学由蔡元培校长主持后，聘请了陈独秀、 胡适等第一流新人物，使北大真正成为新思潮的中心，民众的心脏。李大钊 投入这个中心，无异于入海的蛟龙。 第二，他由此有了研究国外学术、思相、文化的最优越条件。 爱国救国从来都有不同的思想层次。李大钊的爱国救国思想从一开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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