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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句与短章_周国平【完结】(18)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对方却没有,你和他还讲不讲诚信?我的回答是,仍然要讲,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诚信就表现在明确告诉他:你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我不和你打交道!决不能用欺诈对付欺诈,而应该形成一种氛围,使那些不讲诚信的人遭到蔑视和孤立,也许这正是走向诚信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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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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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谈到:和崇高的灵魂周旋,奸人总是好脱身的,因为前者很容易受骗,一旦发觉,也仅限于表示高贵的鄙夷,而并不诉诸惩罚。

  我相信,这样一种经验,是每一个稍有教养的人所熟悉的。轻信和宽容,是崇高的灵魂最容易犯的错误。轻信,是因为以己度人,不相信人性会那样坏。宽容,倒不全是因为胸怀宽阔,更多地是因为一种精神上的洁癖,不屑于同奸人周旋,不愿意让这种太近的接触污染了自己的环境和心境。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在交通争端中,一辆小汽车和一辆自行车互相擦撞,做出赔偿的是哪一方?几乎必是那比较有教养的一方。我的确曾经亲历,并且不止一次从别的文化人身上看到,如果你是驾车人,你会赔偿,如果你是骑车人,你仍然会赔偿。当然,这个例子未必贴切,因为有教养不等于灵魂崇高,而那索赔的一方也不一定是奸人,只不过是比较蛮横一些罢了。我只是想以此说明,在短兵相接的场合,有教养的人比没有教养的人更容易妥协,宁愿遭受损失而不愿意纠缠。

  这并不意味着崇高的灵魂缺乏战斗性。一颗真正崇高的灵魂,其战斗性往往表现在更加广阔的战场和更加重大的题材上。如果根本的正义感受到触犯,他战斗起来必是义无返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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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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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一生平安。”在当今流行的套语中,这句话却不使我反感,反而令我感到异样的亲切。我从中读出了下面的意思∶

  一,在道德沦丧和法纪松弛的时代,好人最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心地善良,既无害人之心,面对伤害也缺乏以恶抗恶的狠心和自卫能力;

  二,因此,对于好人来说,好运属非份之想,他的要求十分卑微,只求一生平安,不遭飞来横祸;

  三,但这又是很高的祝福,是要靠天佑才能实现的,其反面是对恶人的隐蔽的诅咒:让他们去掠夺一切好了,唯得不到天佑,难逃不测之祸。

  当然,这句话并不新鲜,似仍是“善有善报”的翻版。不过,在“一生平安”前冠以“好人”的主语,这种表达毕竟透露了一点新消息。如果它是好人说的,则表达了好人在这时代的无奈和自慰。如果是生意人对好人的献媚,并藉此而向天意献媚呢?那也不太坏,起码从这虚伪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良心的不安和天意的威力,毕竟比毫无敬畏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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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末”没有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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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已临近结束,值此世纪末之际,您一定很有感想。”

  “啊不,”我面露惭色,“我没有什么感想。”

  “这决不可能。在这个世纪里,我们这一代人饱经沧桑,您也不例外嘛。”

  “对对,我这些年经历的坎坷也真不少……”

  “所以,对于您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值得好好总结一下。”

  “的确不平凡,若不是二十世纪,我就不会经历这么多坎坷,而且根本就不会有我,因为我是在二十世纪出生的。”

  通过上述对话,我打发掉了一次隆重的约稿。

  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世纪末”这个词。编年和日历不过是人类自造的计算工具,我看不出其中某个数字比其余数字更具特别意义。所以,对于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世纪末”,我没有任何感想。

  世上每一个人都出生在某一个世纪,他也许长寿,也许短命,也许幸福,也许不幸,这取决于别的因素,与他是否亲眼看见世纪之交完全无关。

  我知道一些负有大使命感的人是很重视“世纪末”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旧的世纪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对新的世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新旧世纪都不能缺少他们,因此他们理应在世纪之交高瞻远瞩,点拨苍生。可是,我深知自己的渺小,对任何一个世纪都是可有可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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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改革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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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用魔术使某位国人在二十年前沉睡过去,又让他在今天醒来,他一定会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中国了。可是,倘若使他在更早的时候譬如说六十年前睡去,他醒来时也许就仍然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在这片古老土地上进行的大规模政治实验的失败,迫使中国回到了一种比较自然的社会过程。二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含义已经逐渐分明,它真正解放的是人的本能以及由本能所驱动的市场,而思想自身却丧失了特权。不过,我对这一变化持积极的评价。当思想拥有特权之时,其命运不外乎为王或为寇,而现在,它至少有了在市场上卖和买的自由,以及——只要自己愿意——不卖和不买并且远离市场的自由。市场对于思想是冷漠的,因冷漠而是宽容的,与那个对思想狂热而严酷的时代相比,我对眼下的状态要满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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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商业与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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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包括学术著作具有二重性,即既是文化,又是商品。一个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商品价值是两码事,它们往往是不一致的,有时候差距还非常大。因此,作为国家,就不能把文化完全交给市场去支配,对于高级文化要扶植。作为个人,当然就看你自己想要什么了。有些人专为市场生产,那是他们的选择,无须责备,不过他们的作为基本上与文化无关。好的学者和作家必定是看重文化价值的,他们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在写作时绝对不去考虑能否卖个好价钱。只是在作品完成以后,一旦进入市场,他们也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现实,要学会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说卖个好价钱,至少卖个公道的价钱。至于文化炒作,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商业行为。所谓文化炒作,就是媒体的某些从业人员与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相勾结,以谋取和瓜分暴利为目的,在所控制的媒体上做与产品的实际价值远不相符的虚假广告。这至少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往往还是欺骗消费者和侵犯其权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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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守株待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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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这是《韩非子》里的一个著名寓言。自从韩非讲了这个故事,这位守株待兔的宋人不仅为宋国笑,而且为世世代代的天下人所笑。

  可是,扪心自问,我发现自己与这位宋人不无相似之处。我也是一个耕田者,所耕之田叫做学术。虽未完全荒废农事,却生性懒散,喜欢守在田中一棵树下,闲等种种与学术不相干的奇思异想如同那只兔子一样撞在我的树上。它们也真像兔子一样灵活,我要蓄意去抓是绝对抓不住的,除了坐等它们自投罗网之外别无它法。比那位宋人幸运的是,我自以为颇有所获。也许有人会认真地指出我所获的并非兔子,而只是一些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小昆虫,对此我不在乎。我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觉得,比起千骑围猎隆重捕获的国家级珍兽,那些不招自来的普通的小生灵是别有一种情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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