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哲学教师的本事不在于让学生接受他的见解，而在于让学生受到他的熏陶，思想始终处于活跃的状态。我对哲学课的最低和最高要求是把学生领进哲学之门，使他们约略领悟到哲学的爱智魅力。但这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少哲学教学的结果是南辕北辙，使学生听见哲学一词就头痛，看见贴着哲学标签的门就扭头，其实那些门哪里是通往哲学的呢。
对于任何学科的理论研究来说，哲学思考的能力都是重要的，它体现为一种超越学科界限的宏观视野，一种从整体出发把握本学科中关键问题的领悟力。凡不具备相当的哲学悟性的人，是很难在任何领域成为大学者的。
这个道理在哲学研究领域中就更加不言而喻了。一个不具备哲学思考能力的人，他所从事的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研究，他不但不能以哲学的方式处理所面对的问题，甚至会把完全非哲学性质的问题选做自己的课题。
我自知没有建构哲学新体系的能力。所谓建构新体系，应该真正是提出了新的思路，这种新思路在哲学史上或者不曾有过，或者仅仅只是萌芽。一个新体系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事件，它改变了以往各个体系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作为整体的哲学史也发生了某种改变。如果没有真正重要的创新，只是重复前人，做些新的排列组合，我认为毫无价值，不想为这种事耗费精力。
问：你是否打算建立自己的体系?
答：无此打算。首先是因为，我对此没有兴趣。其次，这是极大的冒险，据我所知，有许多人做过这种努力，但成功者寥寥无几。我想我犯不着在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上冒这么大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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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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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两个必备的要素，一是传统，二是思考。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就是置身于人类精神传统之中进行思考。
在市场经济迅速推进的条件下，文化的一大部分被消费趣味支配，出现平庸化趋势，这种情况不足为奇。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传统方面有深厚的精神底蕴，它就仍能够使其文化的核心不受损害，在世俗化潮流中引领精神文化的向上发展。但是，如果传统本身具有强烈的实用品格，缺少抵挡世俗化潮流的精神资源，文化整体的状况就堪忧了。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从前的精英在创造，在生活，人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今天的精英却只是无休止地咀嚼着从前的精英所留下的东西，名之曰文化讨论，并且人人都以能够在这讨论中插上几句话而自豪。
我相信，只要人类精神存在一天，文化就决不会灭亡。不过，我无法否认，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其恶劣甚于专制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严肃的精神活动都不被严肃地看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
甲骨文，金文，竹简，羊皮纸，普通纸，电脑……书写越来越方便了，于是文字泛滥，写出的字也就越来越没有价值了。
斯多噶派用理性指导人生，把哲学变成每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给灵魂带来了宁静和安慰。斯多噶派还用理性指导社会，把法律变成人间唯一的统治者，给西方政治带来了自由和法治的理想。
在西方精神史上，斯多噶派建立了两个重要传统，一是在上帝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个人关注内在生活。
中国是否缺少了一个斯多噶派?
人们常说，做学问要耐得寂寞，这当然不错，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与学问无缘。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谓耐得寂寞就或者是荒唐的，或者只能用外部因素的逼迫来解释了。一个真爱学问的人其实不只是耐得寂寞，毋宁说这种寂寞是他的自觉选择，是他的正常生存状态，他在其中自得其乐，获得最大的心灵满足，你拿世上无论何种热闹去换他的寂寞，他还不肯换给你呢。
真正的学术研究应是一种以问题为核心的系统研究，具体地说，便是进入到所研究对象的问题思路之中去，弄清楚他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他的解决方案的形成过程，是否还留有未解决的疑点或难点，同一问题在思想史上和当代思想界的提出及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比较，等等。毫无疑问，要完成这样的研究工作，必须兼具思想的洞见和学术的功底，二者不可缺一。
学者的社会使命不是关注当下的政治事务，而是在理论上阐明并且捍卫那些决定社会基本走向的恒久的一般原则。正如哈耶克所说，当一个学者这样做时，就意味着他已经采取了某种明确的政治立场。我不反对一个学者在他自己认为必要时对当下某个政治问题表态，可是，如果他始终只做这种事，不再做系统扎实的理论研究，那么，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政论家、时评家、记者、斗士等等，但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一个学者了。如果我们的学者都去这样做，中国的政治生活也许会显得比较热闹，但理论的贫乏必定使这种热闹流于表面和无效。学术的独立并不表现为学者们频频发表政治见解，独立的前提是要有真学术，即建立起一个坚实的学术传统。正如自由主义传统对于西方政治的影响所表明的，一个坚实的学术传统对于政治现实的影响是长远的、根本的，基本上也是不可逆转的。
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些人很看重学术界同行对他们的评价，以及他们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这一考虑在他们的课题选择和工作计划中发生着很重要的作用。我无意责备他们，但是，我的坐标与他们不同。我从来不面向学术界，尤其是当今这个极端功利的可怜的中国学术界。我不会离开自己的精神探索的轨道去从事琐细的或者时髦的学术研究。我所面对的是我的灵魂中的问题，并带着这些问题去面对人类精神探索的历史，从这一历史中寻找解决我的问题的启示。我不过是出自自己的本性而不得不走在人类精神探索的基本道路上而已，我甚至不关心我在这个历史上能否占一席之地，那么，就更不会去关心在当今可怜的学术界占据什么位置了。这便是我的谦虚和骄傲。
好的知识分子文化与好的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远远小于好的知识分子文化与坏的知识分子文化之间的距离。
有一些人的所谓做学问，不过是到处探听消息，比如国外某个权威说了什么话、发表了什么文章之类。我不否认了解最新学术动态的好处，但是，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这里，那就只是扮演了一个学术界的新闻记者的角色而已。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也许会听到各种芜杂的消息，却无法讨论任何一个问题。
学术规范化的前提是学术独立，真正的学术规则是在学术独立的传统中自发形成的，是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们之间的约定俗成。在学术具有独立地位的国家和时代，或者，在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的学者群体中，必定有这样的学术规则在发生着作用。相反，如果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存在，则无论人为地制定多少规则，都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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