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列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了很久，站上一根孤零零的灯柱，旁边一棵同样孤零零的小合欢树，在幽暗的灯光下，粉红色的花绒像低垂的长睫毛。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生也有长长的睫毛，睫毛后一对乌黑的瞳人。她一直在瞌睡，脑袋常常不由自主地靠到了我的身上。虽然这使我又热又累，但我不忍惊醒她，尽量保持不动的姿势。直到旅途结束，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我在校园里经常遇见她，知道她在中文系，还知道了她的名字，但我们仍然没有说一句话。我之所以铭记这位漂亮的旅伴，是因为她在文革中自杀了。
不过，当列车在第三天凌晨到达北京站时，没有人能知道五年后的变故。我的这位漂亮旅伴也和我一样，义无返顾地出了站，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的横幅，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卡车驶过长安街，我为天安门不如想象中雄伟而略感意外。从市区驶入郊区，北京到处显得清爽、安静、肃穆，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气象恢弘的城市。到达学校后，新生被各系的老生领走，送往指定的宿舍。哲学系的宿舍在38楼，我的寝室是120室。房间里有四张双层床，四张简陋的书桌，住八个人，挤得满满的。我放下行李，打开铺盖卷，在属于我的床位上坐下。一路的奔波在这里停止，一路的梦想在这里结束，寒窗苦读的日子将在这里开始。
二 影响了我一生的人
然而，寒窗苦读的日子并没有开始。不论我对即将开始的生活怎样想象，我都不会想到，我在这里会遇见一个人，他不但改变了我在北大的生活，而且影响了我的一生。
到校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北大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这没有什么。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乏味透顶，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人们挤挨着坐在寝室里，一
个接一个发言。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结果，从追求真理出发，他走向了怀疑马克思主义。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在休学期间，他想明白了问题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观点，单凭抽象思维，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
在发言时，他的脸上始终凝集着深思的神情，他的语调诚恳而富于感染力。发言结束后，寝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我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打动我的与其说是他发言的内容，不如说是由声音、神情、说话方式造成的整个氛围。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他的话，我相信别人更是如此，在座的还没有人想到要自己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对他的问题和苦恼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精神性的人。
后来通过交谈，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在学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但是，到快毕业时，他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离开一零一中后，他进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
进入北大后，世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精神平静时期。他在入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方向，尽量与主流思想靠拢。可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时过不久，他的业已觉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当时的政治和教育环境，冲突在所难免，内心十分痛苦。从第二学期初开始，张鹤慈和孙经武经常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出现了。1963年5月，东窗事发，他们三人被捕。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就离开了北大。
刚开学时，世英总和一个名叫李建智的同学在一起，李也是一零一中毕业的，喜欢画画，他们俩经常携着画夹到校园里互画人像素描。不多天，李因查出肺结核休学，我顶替了他的空缺。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他对我基本上无话不谈，后来成立x以后，他以及张、孙写的作品，他也都拿给我看。因此，对于导致他后来惨死的那个x小团体的情况，我可以算是一个相当知情的人。
在语文课的一篇作文里，世英写道：“我什么话都对周国平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小，还是因为他能理解人。”语文老师在“因为他小”旁边打了一个问号，批道：“小怎么是理由呢?”他有所不知，其实小还真是一个原因。我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而且样子比年龄又小许多，进大学后仍在长个儿，临毕业还常被人误当做中学生。有一回，我进一家旧书店挑了几本书，付款时，收款的老头好奇地问我是哪个中学的，突然瞥见我的校徽，立刻叫起来：“快看，这么小就上北大了，还买这么多书!”正在架前挑书的几个女中学生都回头看我，使我既害羞又得意。世英对我的喜欢的确有怜小的因素，跟张、孙谈到我时总把我昵称作小家伙。其实，所谓“能理解人”也和小有关，因为小，不通世故，心地单纯，又敏于感受，因此在全班同学为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与世英拉开距离时，我独能对他怀着同情的理解。不过，真正说来，我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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