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了。1967年2月中旬的一天，我捧着刚寄到的信，如同捧着一枚定时炸弹，躲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把它拆封。我真觉得它会爆炸，把我炸伤，如果这样，我要偷偷地舔净伤口，不让任何人察觉。然而，爆炸没有发生，信中的语气出乎意料地平静。信的开头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赞颂，然后，他点出了写信的目的：“我们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便断去了联系，既无斗争亦无联合，突然成了素不相识的路人。这种沉默虽是心照不宣、有其背景的，但我仍为此遗憾。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默决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产物，是应被打破的。”接着，他提出了几点建议，大意就是打破沉默，一起来对我们各自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或在斗争中合，或在斗争中分。读完信，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世英眼下总算是平安的，这个信息比信中的任何具体内容重要一千倍。
我很快回了信，表示接受他的建议。这封回信的抄件还在，我在上面读到我是这样为自己的沉默辩护的：“我没有把握断定你在这场革命中的发展方向，因此几次想与你联系，又拖延下来了。”谈及他的错误思想，我汗颜地发现自己在个性自由问题上穷追不舍，说这是他过去一整套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这个基础仍未彻底摧毁。最后我询问他，是什么具体情况促使他想到要和我一起来进行自我清理的，其实我是希望知道他现在的实际处境。
世英也马上回信。他到底聪明，针对我说的没有把握云云，他回敬说：“我也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向你提出同样的议论。”在这封用小字密密麻麻写了四页的信上，他比较详细地谈了他从文革开始以来的经历。正如我所担心的，文革开始不久，就有大量的大字报揭批他的历史问题，从此他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背上了精神包袱。大串联时，他去河南农村生活了三个月，从而“更下定了到农村与贫下中农同生死的决心”，本不想回来了，因为要接受批判，才回了学校。但是，“今后的道路很明显，心意也很扎实”，即最后的归宿一定是农村。我想起1964年2月他在农场期间给我的一封信，其中也说到永远留在农场的心愿，可见这是他几年来的一贯想法。这个心愿被涂上了浓厚的革命色彩，骨子里却是一种绝望。也许他不愿承认，但实际上他已经看清，他在当时的唯一出路是彻底脱离意识形态纷争，做一个地道的农民。
谈到自己的过去，他强调：“干部子弟的问题在运动中暴露出来了，这给我打消了很多疑问。许多干部子弟是新贵族，我就是一个样板吧。”他把他的问题归结为两点，一是对群众和个人的关系的错误认识，那种极反动的超人思想总是以各种形式反映出来，二是对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对于我提出的个性自由问题，他表达了这样的认识：“个性自由中的个性是有阶级性的，自由则服从阶级性而且是相对的。以前以为个性自由是绝对的东西，但正是这个错误思想使我在政治上失去了自由。”但是，他接着写道：“那么是否因之便是再无个性再无自由了呢?我还不这样理解。问题很抽象，以后有机会可以讨论。”这个伏笔表明，他仍在坚持独立思考，他的思考深度远非当时的我所能比。他对我的问题的分析是，一是对他的问题用温情主义代替了阶级斗争，二是缺乏社会实践。
怎么想到要来找我呢?他的解释是，为了批判的需要，因为我比较了解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同时，也有其他的愿望，如果能经过斗争重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岂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不久后我明白了，这个“其他的愿望”其实是第一位的动机。他实在太孤独了，周围没有一个理解他的人，他是在以革命的名义呼唤友情和温暖。事实上，在通了这两封信之后，我们就见面了，从此频繁来往，谁也没有再提所谓批判的事。
通信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农大。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他的寝室，只见到一个显然农村出身的学生。我向他打听郭世英的去向，他怒气冲冲地说：“谁知道他，吊儿郎当的，被子也不叠一叠!”我心中一惊，扫视屋内，一眼认出了郭的床铺，被子仍是几年前在北大用的那条，倒是没有叠。可是，那是郭自己的被子，郭没有把他床铺上的被子翻乱，他何必如此气愤呢?好像我也要为郭不叠被子负责似的，他背过脸不再理我。这个见面礼使我一下子看清了世英所处的人际环境有多么低劣。一会儿，世英回来了，他瘦了些，但还是那样开朗。我们在校园里散步，一路上，他说些农大运动的情况。走到校门口，他说干脆回家吧，我跟他跳上了公共汽车。那一天，我们在西屋闲谈，郭老走了进来，他告诉郭老，我就是周国平。郭老向我点点头，似乎想说什么，停了一下，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就走出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郭老。
二十 前海那一座深院
在和世英恢复了联系以后，我就经常去他家了。这个宽敞精致的二进四合院如今是郭沫若纪念馆，每当我踏进去，心中便会弥漫开一股浓郁而复杂的情绪。这里的一石一木都是我熟悉的，然而，物是人非，昔日合家聚居的和美情景已经一去不返。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每隔一两个星期就在这里度过一个周末日，品尝过餐桌上不是寻常百姓能见着的丰盛菜肴，也领略过这个家庭非外人能想象的特殊悲欢。作为红色中国第一文人家庭，这里笼罩着一种高贵优雅的生活情调。然而，虽然郭沫若在文革中受到保护，民族的灾难仍以特别的
方式潜入了这个家庭，向它索取牺牲，最惨重的代价便是两个儿子的死。
1967年5月2日，我到郭家去，世英正在西屋给小弟理发。他看见我，第一句话便是：“我弟弟死了，知道吗?”我一愣。前些天，外面传说郭世英自杀，但我刚见过他，当然不相信。“我听说是你自杀了。”我说。“是啊，真不可理解!”他说，“外面都传是我。”接着，他谈起了郭民英自杀的情况。
我见过郭民英一面。那是我上北大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世英邀我去他家，那时他家住在西四大院胡同。我到时，哥俩每人刚画完一幅油画，都是两只苹果的写生，在比谁画得好。在我的印象中，民英个子比哥哥略矮，脸皮白净，一双大眼睛中含着忧郁。当时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学小提琴。后来他退学了，到浙江的海军部队当兵。后来听民英的好友林铭述说，退学的原因是，民英学小提琴学晚了，感到没有前途，恰逢罗瑞卿作了一个报告，提出培养未来的将军，他知道后大为兴奋，遂决定弃艺从武。世英告诉我，民英参军后，据说表现很好，被当做特殊的接班人培养，几个月就入党了。正要讨论他的转正，他突然自杀了，用冲锋枪打自己的脑袋，子弹从前额穿到后颅。事情发生在4月7日，世英和林铭述一起去料理了后事。我保存着世英的一张照片，是在这趟治丧之旅的归途上拍的，他身披夹克，斜靠在轮船的桅杆上，嘴角挂着顽皮的笑，那副轻松的样子倒像是在假日旅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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