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与此同时，在于立群给我的一封信上，郭老写了一小段话，署名“老兵附笔”。我是一直不敢打扰郭老的，但有了这段附笔，我就放胆给他写信了，还写了一首诗给他，题为《寄语老兵》。他很快给我回了信，写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国平：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诗也看了。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不多写了，再说一遍：非常羡慕你!”
其后，在同年6月16日，郭老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你寄来的诗，我都看过。写得好，有生活内容。我写不出来，你不到农场去也是写不出来的。”由于我在给他们的信中曾经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他还写道：“认真说，我倒真正羡慕你们。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想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脱胎换骨”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彻底改造。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郭老借此曲折地表达了对四人帮时期政治现状的绝望，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只能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回过头看写于同期的他给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扎根”视为“真正的道路”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而“扎穿地球扎到老”也就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是一句豪言壮语，其实是一句无比沉痛的嘱咐。同样，当他摘抄世英日记中的那句话——“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时，他心中想必是在与政治的肮脏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泥巴的“干净”的。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当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觉醒，世英正是文革时期政治的一个牺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当初让世英从农场回来的做法。郭民英死后的一天，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全体要员来到郭家慰问，周恩来对世英说：“世英不错嘛，在农场劳动了一年，自己又主动延长了一年。”陈伯达马上说：“要是不回来就更好了。”陈这么说也许是唱革命高调，但客观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证实的预言。世英死后两年，周恩来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说：“世英的信(一封只写了半页、没有写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里，不说这事，我很难过，看不下去。怪我有旧思想，让他上大学，从农场回来了。孩子们的事，我们都有责任，我更有责任。”事实上，世英自己的确曾想永远留在农场，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他的正确本能，这个本能告诉他必须远离当时的政治。如果这个决定实施，惨剧很可能不会发生。诗人和庄稼汉都是自然之子，而那些聚众剿杀异端的小知识分子却是社会的怪胎。当诗人的灵魂虔诚地把农场当做涤罪所的时候，实际上向往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休憩的避难所。
四 迷惘
我在南湾湖农场生活了一年半，自始至终，我的心情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迷惘。从北京到农场，途经长沙，我们几个同学站在湘江中的橘子洲头，不免想起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那时候他也是一个学生，从农村跑到城市，组织新民学会，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现在我们也正是这个年龄，他老人家却把我们从城市撒向农村，从此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即使豪情万丈如青年毛泽东，如果生活在这个他老人家领导的时代，又能做些什么呢?哪里才是今日新民学会会员应走的路程?我身边的两个同学从来喜欢高谈中国向何处去、当今世界最大的
社会需要是什么之类的宏大话题，现在他们也心事重重地沉默了。在我看来，他们自以为站在历史必然性的高度上，这只是年轻人的幼稚的夸张病。我比他们清醒得多，也消极得多，个人软弱无力的观念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一个人犹如一粒微尘，飘落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的大网上，我们根本不可能做举网人，只能被这时张时收的大网支配着。
我问自己：我究竟怕失掉什么呢?是的，我怕失掉那颗天真的、单纯的、敏感的心，那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在文学上或学术上显露才华的机会。总之，我是担心这平凡的生活之波，这群众的汪洋大海，把我这个虽然渺小却无比珍贵的个体彻底淹没了。毛泽东给知识分子指出的光明大道是到工农中去，毫无保留地与工农结合，彻底改造自己。我一方面似乎愿意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彻底改造了。倘若没有了灵魂深处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还是我吗?人们给时代这个词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诗意，高喊着投入时代的口号激情满怀地冲向地狱，我也要毫无返顾地往下跳吗?
表面上我也有振奋的时候，但我深知其不可靠。时常，当我参加着各种活动，或者和大家一起开着玩笑，一种抑郁感突然抓住了我，我的心像被电击似地感到剧烈的空虚和不安，把我与周围的一切隔离开来。每天的生活除了劳动，就是关于劳动的重复又重复的训话和讨论。再苦的劳动，咬一咬牙总可以挺过去，并且渐渐适应。真正的痛苦在于这种生活强制性地破坏了知识分子的一切习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甚至头脑中自幼及长形成的基本概念，也随之遭到了根本的打击。当时文汇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宣称对于古的和洋的艺术的全部内容必须进行彻底的扫荡，我读了十分反感。我们实际上已经身处在这样的直接现实之中了，除了“红宝书”，任何书都不准读，也读不到。我的灵魂被抛入无边的沙漠里，看不见一片绿荫，找不到一点寄托。我对自己说：也许，总是寻求着一种精神寄托，无所寄托就惶惶不安，这种状态仍不免是小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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