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然在县委宣传部里写着各种材料，看我能写，几乎所有写材料的任务都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很快发现，我在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些讲用材料或某某单位的先进事迹，都有一个固定的套路，为了体现所谓境界，必须诱迫相关对象编造动人事例和豪言壮语，在多数情况下还必须自己替他们编造，否则就通不过。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学习班，最后首长做例行总结报告，讲稿都让我来写。那往往是一些党员学习班，班上传达的文件不让我这个非党员听，却非要我来写总结报告，也真是荒唐。我是越来越厌烦了，想到自己不得不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耗费在制造这些垃圾上，我深感屈辱。常常是一边写着，一边本能地感到厌恶，写了几句就丢开，然后强迫自己再写几句。我一遍遍问自己：难道我的生命就这么贱吗?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用尽量少的时间敷衍塞责，决不多花一分钟。尽管如此，浪费掉的时间仍是大量的，现在想来仍觉心痛。
有时候，我的顶头上司认为某个材料重要，就亲自和我一起写，那才是最可怕的折磨呢。所谓亲自和我一起写，就是他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每一句，随时发出指示，让我涂掉重写。我一不耐烦，他就谆谆教导我说，好文章都是这么磨出来的。关于我的这位顶头上司，我在这里忍不住要多说几句，他领导了我这么多年，我应该对他公平。他姓石，性格却是石头的反面，怯懦而又逢迎，但毕竟当上了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工作。当然，他的性格在他的上司面前才表现得最充分。武装部一个副政委任政工组长，是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在一个学习班上，副政委上了一堂辅导课，下课后问：“我的课讲得怎样?”我说：“可能深了些，农村干部恐怕听不懂。”石副部长立即纠正：“讲得很好，不深也不浅，对机关干部、农村干部都正合适。”后来，军队干部撤离地方，开告别会，副政委宣布：“我工作中一定有不少缺点，但这次有规定，不请大家提意见了。”既然如此，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开始互相嬉闹起来。石副部长突然嗫嚅而言：“我说几句。这次首长要走，我们舍不得……”他的话被嬉闹声打断，然后重新接上，声音颤抖，带着哭音：“舍不得，想留也留不住，现在没有办法，只好把首长的好思想好作风学过来……”说不下去了，掏出手帕擦起眼泪来。
我还舍不得剪掉另一个精彩镜头。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地区开会，在大礼堂听报告。找位置坐下后，他突然发现他认识的一个地区首长的太太坐在前一排。“烟，烟。”他用手拉我的衣角。我感到奇怪，问他：“你不是不抽烟的吗?”但还是把烟盒给了他。他抽出两支，恭敬地递给首长太太一支。“火柴。”他又用手拉我的衣角。我掏出火柴，他恭敬地替太太点着，自己点上了另一支。我收起了烟盒和火柴。一会儿，太太自己点燃了一支烟，并递给他一支。太太抽着烟，脸朝前方讲台。他拿着未点燃的烟，若有所待。总不见太太回过头来，他第三次用手拉我的衣角。“干什么?”我实在感到厌恶，就明知故问。这时候，他一只手拿着未点燃的烟，另一只手摸索着伸进了我的衣袋，掏出火柴，把烟点着，然后又摸索着把火柴塞回我的衣袋。在做这些动作时，他的脸部始终保持着严肃的表情，眼睛直盯太太的后脑勺。
完全可以想到，按照性格的逻辑，这样一个人会怎样对待他的下属。在他眼里，我除了是一架写材料的机器外，还是一个听差。他随时可能来敲我的宿舍的门，支使我立即去做一件琐事，比如去找某个领导到食堂参加会餐，去找电工修理办公室的电灯，诸如此类。我算得好脾气，尽量不和他公开冲突，但心情常被他的猥琐之态败坏。因此，当我被下调到处在荒僻之地的党校时，感到的是解脱的愉快。
我是1974年8月调到党校的。这里是县五七干校的原址，在中峰公社的一片田野上，四周人烟稀少。党校一共四人，一个校长，两个教员，一个会计。雇了一个傻子当炊事员，因为实在太傻，不久就辞退了，我便在会计家里搭伙。一到夜晚，周围黑洞洞的空旷一片，萤火虫一闪一闪，蛙和昆虫们单调地鼓噪着，我独自坐在屋子里，真感到与世隔绝，心里淡泊极了。屋子十分简陋，久无人住，老鼠猖獗，蚊蝇和各种虫子乱飞，苍蝇在桌上、书上、身上、脸上拉屎。屋前一条脏水沟，农民在上游饮牛、洗粪桶，天旱时浑若泥浆，那是我们的日常饮用水。从物质条件看，当然比在县城差了许多。但是，摆脱了写材料的差事，能够自己支配大量时间，这比什么都好。更使我庆幸的是，我的新上司唐开嶟是一个难得的通情达理的人。他出身农民，身上仍有农民的种种缺点，例如爱占小便宜之类。我最受不了的是他不讲卫生，进我的房间，一边抽烟，一边满地吐痰。然而，可贵的是他还保持着农民的朴实，尊重常识，我们对县里许多现象的看法都比较一致。他对理论怀有天真的兴趣，多少还识货，以欣赏的态度放手让我讲课，在讲课之外不支使我干各种琐事。在他手下工作，我的心情比以前舒畅了许多。
相比之下，我也比较喜欢讲课，因为多少能够自主。讲课的题目当然是规定了的，所谓紧跟形势，例如毛泽东号召学马列时，讲《反杜林论》和《国家与革命》，批林批孔时，讲儒法斗争，但怎么讲就由我自己决定了。我备课是十分认真的，比如要讲儒法斗争，我就读《论语》、《韩非子》、《史记》等书，在此基础上写讲稿，而决不是照抄报纸。其实我这样做是出于强烈的私心，就是不想做一架单纯的宣传机器，每讲一个题目，自己一定也要有收获。正因为如此，我的讲课就比较有内容，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去党校前，我在县城里就以讲课出了名，各个单位纷纷请我去上辅导课。到党校后，这个名声就传遍了全县的农村地区，因为县党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农村的大队干部，我们还时常下到公社去为农村党员办班。我本来担心自己有学生腔，农民听不惯我的课，其实不然，他们往往听得津津有味，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一点瞌睡也没有。走在街上，常常会遇到听过我的课的农村干部，走过来告诉我，说我讲课最生动实际，他们最爱听我的课。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一向听到的基本上是政治口号和官样文章，有了一个对比。我心里当然明白，我的讲课充其量仍然是比较有内容的政治宣传，与我所想望的理论研究和精神创造完全是两回事。
七 婚爱风波
我对爱情一直怀着浪漫的憧憬。在我的想象中，我的爱情应该是充满诗意而又与众不同的。离开学校后，看到周围的大学毕业生们都急于娶妻生子，我心里十分鄙视。我对自己说，我可不愿像他们那样把自己变成一头牛，去拖家庭的破车。我一定要为自己保留一份珍贵的权利，等待茫茫人海中那个唯一者出现。然而，在资源呆了不到一年，第一次走出深山，在桂林的街头徜徉，我的决心就动摇了。十月的桂林，空气中飘散着甜甜的桂香，姑娘们仰起脸来，望着俏小的桂花，甜甜地笑了。此情此景，突然使我感到异常惆怅，我发现自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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