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并非一个生性孤僻的人，年复一年的孤独的漂流也并非一件浪漫的乐事。在难以忍受的孤寂中，尼采一次次发出绝望的悲叹："我期待一个人，我寻找一个人，我找到的始终是我自己，而我不再期待我自己了!""现在再没有人爱我了，我如何还能爱这生命!"《尼采全集》，第12卷，第324页。"向我传来的友好的声音如此之少。如今我孤单极了，不可思议的孤单……成年累月没有振奋人心的事，没有一丝人间气息，没有一丁点儿爱。"尼采致希德里茨，1888年2月12日。转引自雅斯贝尔斯： 《尼采导论》，第91页。在给妹妹的信中，他情不自禁地谈到"那种突然疯狂的时刻，寂寞的人想要拥抱随便哪个人"!尼采致福尔斯特-尼采，1886年7月8日。转引自雅斯贝尔斯： 《尼采导论》，第84页。
友谊，尼采是多么渴望友谊啊。"你神圣的，友谊!我的最高希望的第一缕晨曦……"《尼采全集》，第8卷，第345页。
可是，这个害怕孤独、悲叹孤独的人，同时又向往孤独，需要孤独。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距迫使我孤独"《尼采全集》，第12卷，第325页。;他感到，在人群中比独自一人更加孤独。参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归家》。《尼采全集》，第6卷，第269页。他不肯降格以求，宁愿走到沙漠里与猛兽一起忍受焦渴，不愿与肮脏的赶骆驼人同坐在水槽边。参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贱氓》。《尼采全集》第6卷，第140页。他把孤独当作自己的家，并且说："我需要孤独，就是说我需要恢复，需要回到我自己，回到自由的、轻扬的、爽朗的空气之呼吸……我的一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一曲孤独之颂歌，或者更明白地说，一曲纯净之颂歌。"《尼采选集》，第2卷，第413页。
第7节：第一章 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3)
哪一个心灵正常的人，不需要来自同类的爱和理解呢?然而，哪一个真正独立的思想家，不曾体会过孤独的滋味呢?当尼采认清，孤独乃是真正的思想家的命运，他就甘于孤独，并且爱自己的命运了。在既自愿又被迫的孤独中，在无家可归的漂泊中，靠着微薄的教员退休金，尼采度过了他生命中最丰产的十年。倘若不是因为精神失常，这种孤独的漂泊生涯会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可是，1889年以后，他的神智始终处于麻痹状态，只是在母亲和妹妹的护理下苟延无用的生命。他于1900年8月25日在魏玛去世，而他的生命在1889年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新世纪的早生儿
尼采的命运，有时令人想起屈原。这位"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楚国大夫，当年被腐败的朝廷放逐，漂泊于潇湘之际，在世人眼中是个狂人和疯子。尼采，这位世纪末的漂泊者，又何尝不被世人视为狂人和疯子?
尼采也的确狂，狂妄得令人吃惊。他的自传，单是标题就够咄咄逼人的了："我为何如此智慧"，"我为何如此聪明"，"我为何写出如此卓越的著作"，"我为何便是命运"……他如此自信："在我之前没有人知道正确的路，向上的路;只有在我以后的时代，人们才有希望，有事业，有达到文化之路，在这路上我是一个快乐的先驱者。"《看哪这人》。《尼采选集》，第2卷，第468页。他甚至断言，人类历史将因他而分成两个部分，他将取代耶稣成为纪元的依据。
尼采的病历表明，他的精神病起于器质性脑病。不过，他的发病方式颇有自大狂的意味。当时，他的熟人和朋友们突然收到了他的一批奇怪的信，署名自称"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和"狄俄尼索斯"。当他的朋友奥维贝克赶到他的漂泊地去接他时，他又唱又舞，说自己是死去的上帝的继承人。
也许，他的自大是一种心理上的过激反应，因为世人对他的遗忘和误解，他就愈加要自我肯定?
疯人的狂言似乎不必理会。然而，狂言里有真知。尼采对于自己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是有清醒的领悟的。他说："我辈天生的猜谜者，我们好像在山上等待，置身于今日与明日之间，紧张于今日与明日之间的矛盾里，我辈正在来临的世纪的头生子和早生儿，我们现在即已看到不久必将笼罩欧洲的阴影……"《快乐的科学》第343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272页。"我辈新人，无名者，难于理解者，一种尚未证实的未来的早生儿……"《快乐的科学》第382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343页。一句话，他把自己视为新世纪的早生儿。孤独，遗忘，误解，责难，都从这种特殊的地位得到了解释。
尼采所预见的"必将笼罩欧洲的阴影"，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这一危机在十九世纪已露端倪，在二十世纪完全明朗化，特别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为西方思想界广泛地谈论着。危机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资本主义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之相伴随，在哲学上便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半分天下，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哲学，都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代之而起的是对于科学、理性和物质文明的迷信。接着，这种迷信也动摇了，人们发现，科学也有其局限性，单纯的物质繁荣只能造成虚假的幸福。欧洲人失去了过去藉以生活的一切信仰，面对传统价值的荒凉废墟，苦闷彷徨，无所适从。
在十九世纪，最早敏锐地感觉到这种危机并且试图寻找一条出路的人，来自左边的是马克思，来自右边的是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
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物质繁荣背后的人的异化现象，并且确认，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私有制。他从中引出了社会革命的结论。
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试图寻找另一条路。他们诉诸人的内心生活领域，想依靠某种"精神革命"来解决普遍的精神危机。这三个人，出生在不同国家(分别为丹麦、俄国和德国)，活动于不同领域(分别为宗教、文学和哲学)，基本上不相与闻，各自独立地得出了某些共同的见解。他们的思想在精神实质上异常一致。尼采在1887年读到陀氏的《地下室手记》法译本，在此之前他还不知道有陀氏这个人，他描绘自己读此书时的感觉道："一种血统本能直接呼叫出来，我的欣喜超乎寻常。"转引自W·考夫曼： 《存在主义哲学》，台湾商务版，第57页。他还读过《死屋手记》，赞叹陀氏是"深刻的人"，并且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从之学到一点东西的唯一的心理学家，他属于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运情形"。《偶像的黄昏》： 《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尼采全集》，第8卷，第158页。1888年，尼采第一次听到克尔凯郭尔的名字，已经来不及有机会读他的任何著作了。在这三个人中，若论思想的丰富性和彻底性，还是要推尼采。
第8节：第一章 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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