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理论的两块基石。那么，且让我们来看看尼采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看法吧。
尼采从事哲学活动的年代，正值德国刚刚统一，第二帝国成立伊始，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掌帝国实权(1871-1890)，推行对外扩张、称霸欧洲的政策。德国民族沙文主义狂潮甚嚣尘上，当时的德国国歌唱道："德国，德国高于一切……"那么，尼采卷进了这股狂潮没有呢?非但没有，而且他以最鲜明的态度反对了这股狂潮。
尼采写道："……我们久已不够是'德国的'了，就'德国的'这词当今所流行的和被赋予的意义而言;我们不向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说这词，不能喜欢民族的心灵生疮，血液中毒，而眼下欧洲各民族正因之而如同防止瘟疫一样彼此隔离和封锁。于此我们是太无成见，太恶毒，太任性了，也太明事理，太多阅历了。我们宁肯隐居山林，袖手旁观，'不合时宜'，神游于已往或将来的世纪，藉此我们才能平息内心的愤怒，这愤怒起于我们意识到我们被判定为一种政治的目击者，这种政治使德国的精神荒芜，又使它自命不凡，并且是一种渺小的政治……我辈无家可归者，我们按种族和血缘来说，比起'现代人'来，是过于多样且混杂了，所以很少被诱惑去参与骗人的种族自炫和骚乱，在今日德国这成了德国信念的标志，而且在这'历史意识'的民族身上令人觉得加倍虚伪和不正派。"《快乐的科学》第377节。《尼采全集》，第5卷，第336-337页。
针对俾斯麦的尚武备战政策，尼采还写道："获取权力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权力使人愚蠢……德国人，一度被称作思索的民族，如今他们还思索吗?德国人现在厌倦精神，德国人现在猜疑精神，政治吞噬了对于真正精神事物的任何严肃态度。'德国，德国高于一切'，我担心，这已是德国哲学的末日……"在国外，有人问尼采："德国有哲学家吗?德国有诗人吗?德国有好书吗?"尼采感到脸红，然后鼓足勇气回答："有的，俾斯麦!"《偶像的黄昏》： 《德国人所缺如者》。《尼采全集》，第8卷，第108-109页。
直到他神志清醒的最后时日，在他最后的文字之一即他的自传中，他仍不改初衷，一如既往地抨击德国民族沙文主义及其反犹太主义。他说："我不能不直接攻击德国人，他们在精神上逐渐变得更怠惰，更贫乏，和更'正直'，他们……同时吞下了'迷信'和科学，基督教的博爱和反犹太主义，求权力(求'疆土')的意志和谦卑的福音……"他指责德国学者成了"政治的傀儡"，嘲笑"我是德国人"成了一种论据，"德国高于一切"成了一种原理，断言德国人的良知上"积累了近四百年来所有反对文化的最大罪恶"。他自称是"卓越的德国之蔑视者"。《看哪这人》。《尼采选集》，第2卷，第470-473页。他一再表示，他在德国遭到最多的误解。类似的议论真是俯拾皆是。
第10节：第一章 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6)
尼采对于两千年来歧视犹太人的做法深为不满，并且对于犹太人的素质有高度的评价。参看《朝霞》第205节。他决非一个反犹太主义者。
用不着多加说明，就可以看出，把这位第二帝国时期德国民族沙文主义的坚决反对者歪曲成第三帝国德国种族主义的奠基人，有多么荒唐。顺便说说，以上引文也清楚地表明，把尼采的强力意志说解释为鼓励人们攫取政治权力，至少是一种误解。尼采恰恰是反对一味获取和扩张政治权力的。德文Macht一词，兼有力量、威力、权力等含义，为了更符合尼采的原意，本书把der Wille zur Macht译作"强力意志"。尼采之厌恶第二帝国的政治，正是厌恶政治权力欲的恶性膨胀和民族沙文主义的甚嚣尘上(这二者在这里是一回事)，在他看来，这样的政治恰恰扼杀了文化。他的着眼点是文化。为文化计，尼采主张统一欧洲民族，并且自称是"好的欧洲人"，"欧洲的继承者"。
毋庸讳言，在尼采的著作中，确有大量言论可供种族主义者利用。尼采喜欢用譬喻写作，在有些场合，他使用"种族"一类词来喻指人的一定类型，我们不可望文生义。但是，在另一些场合，他又确实表现出对贵族血统的崇拜心理，甚至十分可笑地炫耀自己的波兰贵族血统，据后人考证，这种炫耀其实并无根据。他还主张优生学，要求把婚配唯一地当作改良种族的手段。尼采思想中的糟粕集中地体现在这种浓烈的贵族主义倾向上，是我们必须加以批判和剔除的。
纳粹利用了尼采思想中的某些糟粕，更多的则是曲解了尼采的基本思想如强力意志说的原意，把他打扮成法西斯主义的先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澄清因纳粹的滥用而造成的对尼采的误解。徘徊于大战废墟中的西方人，又一次"发现"了尼采。应该承认，这个被重新发现的尼采，更加符合他的真实面貌，抓住了他的更本质的特征。
他给西方哲学带来了颤栗
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出版之际，雨果有一句名言，说这部诗集给法国文学带来了"新的颤栗"。雅斯贝尔斯用类似的语言形容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说"他们给西方哲学带来了颤栗"雅斯贝尔斯： 《理性与存在》。转引自考夫曼： 《存在主义哲学》，第199页……波德莱尔出生和活动的年代，比尼采早二十年左右，这两个人，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的确十分相近。如果说波德莱尔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先驱，那么，尼采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先驱。
当然，尼采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他的富有现代特色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观点，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即可发现其思想渊源。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意志为自身立法即意志自由的公式，已经为唯意志论哲学提供了一个起点。费希特把康德的意志自由论加以彻底发挥，认为意志是自我所创造的世界因果链条的首要环节，自我凭借意志创造非我、限制非我并且最终扬弃非我，回到"绝对自我"。不过，在费希特那里，意志即是目的观念，尚具理性性质，意志的支配作用只是思维能动性的表现。谢林进一步强调："归根到底，除了意志之外不存在别的本质。意志是原初的存在。"谢林： 《论人的自由的本质》。转引自海德格尔： 《尼采》，英译本，伦敦，1981，第1卷，第34页。他的哲学已经富有非理性主义色彩，断然否认凭借理性思维可以把握世界本体，把直观、首先是审美直观看作认识绝对的唯一途径，对于尼采有着重要影响。叔本华的哲学构成了从德国古典理性主义向现代非理性主义过渡的最后一个环节。他取消康德的"自在之物"，代之以意志，把世界归结为生命意志的客体化，进而把生命意志归结为无目的的冲动和挣扎。这样，意志与目的脱离干系，完全失却了理性性质。但是，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仍然不彻底，因为他在美学领域里保留了理性主义色彩甚浓的康德的"无利害关系"说和柏拉图的"理念"说，在伦理学领域里对意志持否定立场。所以，他也仍然属于一种过渡。只是到了尼采，非理性主义贯穿到哲学的一切领域，这个过渡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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