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经常结群去北京郊外游玩，人数较多，一召集二十来人，那就不是身为穷书生的越胜所能负担的了。这时候，自有大款出车出资。我说的大款主要是于洋和北陵，其实当时他们都处在创业阶段，还算不上大款，不幸的是两人各有弱点，便被乘虚而入。于洋外形粗犷，却有内秀，青春期热爱过文化，曾经也是读托尔斯泰读得入迷的人，留下了后遗症。北陵看似斯文，其实很野，凡出格的事一律兴致勃勃，加上典型的喜聚不喜散的脾气，只要和朋友在一起，就怎么都好。这样两个人，该着这些穷书生赖上了他们，花掉不少冤枉钱。凡属大型活动，实际组织和操持的人一般是阿坚。阿坚是新时期文化盲流的当之无愧的先驱，大学刚毕业，在八十年代初就辞掉了工作，为了灵魂自由而坚持无业，为了肉体自由而坚持独身。他写诗，产量极丰，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把一册打印稿分送到朋友们手上。但是，诗卖不了钱，日子不免潦倒，只好到处蹭吃蹭喝，遇见姑娘还蹭睡。他的诗写得极自由，越来越口语化，真正是流出来的，有的极精彩，有的很一般。因为天性好色，写着写着就忍不住调起情来，以至于一个受过他的委屈的姑娘评论道：“这哪是诗?完全是罪犯的自供状!”结识越胜后，他自称走狗，担起了跑腿的责任，常去越胜家领旨，顺便扫荡那里的酒柜。
越胜的沙龙里不乏可爱的女人。嘉映带来了于奇，说是从路上捡的，她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后来我发现，她也总是不声不响地帮助朋友，内心独立但又善良，有主见但又善解人意。我带来了又傻又聪明的雨儿。独来独往的孟湄用她的智慧和风情征服或者吓退男人。温厚的丽达用琴声和歌声为大家助兴。有一年夏天，一大群朋友在黄松峪露营，水库那边突然响起男高音，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霎时间众声俱寂，唯有这美得令人惊呆的歌声在夜空下自由伸展。此后，沙龙里又增加了一对常客，便是歌唱家竞马和他的漂亮女友曾琼。小曾那时候真是清纯，越胜说她是幽谷百合。
和我不同的是，越胜虽爱文化，自己却几乎不写东西，满足于当一个鉴赏家。他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常常与他争论，我说：尽管有歌德和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写了一篇文章。有个当时被媒体称作“中国学术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谓现代主义思潮，并且仗着某个大人物支持迫使《读书》发表了。可笑的是，他对所批判的对象极其无知，文中充满常识性错误，诸如“胡克的现象学”、“多余人又译局外人”之类。越胜读后满腔怒火，但不便在内容上论争，就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其硬伤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不久后，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说自己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什么时候练上一百回合。我觉得越胜不写作实在可惜，他谈书极精彩，我就一再鼓动他写读书随笔。他终于动笔了，越写越好，可惜只写了三篇，他就去法国了。多年后，海外一家出版社让我编一本中国当代学者随笔，我只选了十人作品，就有他的这三篇。我决不是徇私，而是实在觉得好。
我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对于我来说，越胜的沙龙是一桌现成宴席，我觉得味道不错，就在桌旁坐下了。另一方面呢，我交友又比较随和，本质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之间也许互相看不惯，不来往，我觉得这和我没有关系，我也不受此影响。友谊是每个人的私事，正是在交朋友这件事上，朋友之间更不必求同。在越胜的圈子之外，我也有一些相知很深的朋友，比如润生、怀宏。我和怀宏结识很早，那时他刚转业，报考人大的研究生。在部队那种环境里，他居然读了萨特，还写诗，写得很好，聂鲁达的风格，仅此一点就不同寻常了。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阴。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年轻，我周围的朋友们也都很年轻，我们身体里藏着无穷的力量。我最引以为荣的是这些朋友，在我眼里，他们个个才气横溢，性情超俗。我相信，我们在一起既能享受最纯真的友谊，又能干出最漂亮的事业。当时我的感觉是，美好时光刚刚开始，仿佛可以没完没了地这样过下去，何尝料到不久后就戛然中止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不过，变中也有不变。譬如越胜，他虽已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九十年代我两次住他家，发现他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平静得像一个农夫，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朋友们觉得他寂寞，劝他回国，他毫不为所动。于是我想，世上的贵族岂不原本就是农夫，也许这正是最适合他本性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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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启蒙或躁动 周国平
八十年代后半期，国内思想界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在反思这个时期时，人们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些人誉之为新启蒙，另一些人斥之为躁动，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改革开放不仅是体制的转型，而且涉及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凸现出来了。事实上，随着时代场景的突变，人们业已感到，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原有的理论资源已经不够用，因而对新思想、新理论、新观念怀着一种普遍的饥渴。与此同时，文革后复学的中青年学人经过几年学习和研究，也有了初步的积累。于是，彼呼此应，风云际会，出现了国外思潮涌入的热烈场面。当然，正因为一方饥不择食，另一方功底尚浅，就免不了显得浮躁。在当时引进国外思想的热潮中，北京学界有一支相当活跃的力量，便是甘阳领导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甘阳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与我、越胜、友渔在同一研究室。他乍来就和我们商量，要办人文丛书。我和越胜原是散淡之人，友渔虽有抱负但好像缺少实际操作能力，经他一鼓动，也都欣然赞同。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
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那个年头的气氛实在非同寻常，一年之内，我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印了十五万册，陈宣良译的萨特《存在与虚无》印了十万册，陈嘉映、王庆节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印了五万册。尼采还好说，后两种书那么难懂，几个人买了真读啊，不过是赶时髦罢了。当然，赶时髦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大面积地撒下种子，没准有几颗会发芽。当时出版的译著，有一些是译者已经开译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编委会策划的。无论如何，甘阳率先组织大规模出版国外现当代哲学人文科学名著，显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没。编委会的这一批家伙个个自命不凡，没有甘阳照样放光，但能聚到一起做事，首功也当推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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