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尼采最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学理的探讨，而在于精神的示范。他是一个真正把哲学当 做生命的人。我始终记着他在投身哲学之初的一句话："哲学家不仅是一个大思想家，而且 也是一个真实的人。"这句话是针对康德的。康德证明了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真理的不可能， 尼采很懂得这一论断的分量，指出它是康德之后一切哲学家都无法回避的出发点。令他不满 甚至愤慨的是，康德对自己的这个论断抱一种不偏不倚的学者态度，而康德之后的绝大多数 哲学家也就心安理得地放弃了对根本问题的思考，只满足于枝节问题的讨论。在尼采看来， 对世界和人生的某种最高真理的寻求乃是灵魂的需要，因而仍然是哲学的主要使命，只是必 须改变寻求的路径。因此，他一方面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者，另一方面又是怀着广义 的形而上学渴望的热情探索者。如果忽视了这后一方面，我们就可能在纪念他的同时把他彻 底歪曲。
我的这种担忧是事出有因的。当今哲学界的时髦是所谓后现代，而且各种后现代思潮还纷纷 打出尼采的旗帜，在这样的热闹中，尼采也被后现代化了。于是，价值重估变成了价值虚无 ，解释的多元性变成了解释的任意性，酒神精神变成了佯醉装疯。后现代哲学家把反形而上 学的立场推至极端，被解构掉的不仅是世界本文，而且是哲学本身。尼采要把哲学从绝路领 到旷野，再在旷野上开出一条新路，他们却兴高采烈地撺掇哲学吸毒和自杀，可是他们居然 还自命是尼采的精神上的嫡裔。尼采一生不断生活在最高问题的风云中，孜孜于为世界和人 生寻找一种积极的总体解释，与他们何尝有相似之处。据说他们还从尼采那里学来了自由的 文风，然而，尼采的自由是涌流，是阳光下的轻盈舞蹈，他们的自由却是拼贴，是彩灯下的 胡乱手势。依我之见，尼采在死后的一百年间遭到了两次最大的歪曲，第一次是被法西斯化 ，第二次便是被后现代化。我之怀疑后现代哲学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们太时髦了。他们 往往是一些喜欢在媒体上露面的人。尼采生前的孤独是尽人皆知的。虽说时代不同了，但是 ，一个哲学家、一种哲学变成时髦终究是可疑的事情。
两年前，我到过瑞士境内一个名叫西尔斯-玛丽亚的小镇，尼采曾在那里消度八个夏天，现 在他居住过的那栋小楼被命名为了尼采故居。当我进到里面参观，看着游客们购买各种以尼 采的名义出售的纪念品时，不禁心想，所谓纪念掩盖了多少事实真相啊。当年尼采在这座所 谓故居中只是一个贫穷的寄宿者，双眼半盲，一身是病，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写着那些没有一 个出版商肯接受的著作，勉强凑了钱自费出版以后，也几乎找不到肯读的人。他从这里向世 界发出过绝望的呼喊，但无人应答，正是这无边的沉默和永久的孤独终于把他逼疯了。而现 在，人们从世界各地来这里参观他的故居，来纪念他。真的是纪念吗?西尔斯-玛丽亚是阿尔 卑斯山麓的一个风景胜地，对于绝大多数游客来说，所谓尼采故居不过是一个景点，所谓参 观不过是一个旅游节目罢了。
所以，在尼采百年忌日来临之际，我心怀猜忌地远离各种外在的纪念仪式，宁愿独自默温这 位真实的人的精神遗产。
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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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敦煌
周国平
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敦煌又成热门话题。对于国人心中的这段痛史，我印 象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敦煌是中华文物的顶级宝库，但是，这个宝库中的一大部分文物已经不在敦煌，也不 在中国，而是流散到世界各地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间，外国学者纷纷来到这里 进行掠夺性考察，把珍贵文物运回自己国家，致使莫高窟的数百件壁画和塑像，藏经洞里的 数万件文书，近千幅唐宋佛画，现今分散收藏在英、法、俄、日、美等十多个国家的四十几 家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中。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遭到如此严重的肢解，这在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
第二，敦煌学是国际上的显学，但是，这门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多分支学科的大本 营却不在中国，而在譬如说日本或者法国。这当然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个直接后果，使得一 些西方学者得以捷足先登，占山为王。在此不利形势下，中国敦煌学的起步就成了中国学者 到海外追寻、抄写、研究文献的过程。由于政治动乱频繁和经济贫困，中国学者即使在这方 面也是举步维艰，拥有的条件完全不能与日本学者相比。所以，在日本汗牛充栋的敦煌学著 作面前，中国已有的成果至少在数量上显得十分可怜，以至于日本学者敢于理直气壮地宣称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面对以上事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感到痛心，同时又时常陷入深思。我不断问自己一 个问题：在一九〇〇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假如没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相继来盗宝， 洞内这些珍贵经卷和文书的命运会如何?答案几乎不容置疑：一定会更惨。这个结论由一件 事便可推断，便是一九〇九年中国政府接管了藏经洞之后，决定把劫后剩余藏品运交京师图 书馆保管，结果是从敦煌到北京，这批卷子一路遭劫，劫掠者都是以权谋私乃至监守自盗的 官员和名流。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的文物至少都缴给了各自的国家，被他们的博物馆精心收 藏起来，日后尚可供赏析研究，而这些同胞所获的赃物却统统进了私宅，然后又大量地流失 于市场，敦煌这一部分藏品的数量和面貌已经成了永远不可知的谜。
我无意替斯坦因等人辩护。他们当年获取敦煌文书的手段绝非光明正大，说得上坑蒙拐骗， 他们的考古挖掘不乏破坏性行为，他们运走中国文物更是属于帝国主义行径。但是，我承认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藏经洞发现之时，清朝政权处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中，地方政府极 其昏庸，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又如此愚昧无知，这一切已经注定了洞内藏品的悲惨命运。外 国考察家在那个时候到来，完完全全是乘虚而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满载而归。而 如果他们不来，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藏品也几乎必定会被我们自己的同胞糟蹋殆尽。像斯 坦因这样的人毕竟是懂行之人，他知道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他在每次考察后撰写和出版详 尽的考古报告，并把相关材料交由沙畹等专家整理刊布，便是最好的证明。伯希和更是一代 汉学大师，虽然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敦煌学上，但他在懂得敦煌文物的价值方面绝不逊于 斯坦因。在当时的中国，肯定有学术能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他们的人，例如罗振玉和王国维。 可是，也正是在当时的中国，以区区布衣的微弱力量是无论如何抵御不了全局性的腐败的。 因此，封闭了几乎一千年的藏经洞真是开启得不是时候，等待着它的宝藏的只有两种前途， 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出于民族自尊心，我坚决反对前一种结局。但是，如果我真 正珍惜这些文化遗产，我就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它们被保存着而不是被毁灭掉，哪 怕是保存在中国之外的某些地方。只要它们还存在着，就有回来的可能，即使回不来，也比 不存在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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