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的课堂上，老师一般是提问者，他会就一些市场上被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提问。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整堂课不见得能辩论出什么是统一答案，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经历、不同思维方式的学生的思维碰撞，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时候，学校还经常请一些国际大公司的老总来演讲，与我们直接对话。这样一来，我们的课堂感觉就变得非常丰富。
“黑色星期五”给了我处变不惊的心态
我进入华尔街是在1984年。从哈佛商学院拿到MBA以后，我在华尔街5大投行缤纷悦目的聘书中选了一份较为中意的，轻轻松松地成了华尔街上的第一个中国人。在那以前，有些美国人甚至还不知道北京在哪儿。
我选中的是世界3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高盛。让我自豪的是，这些声名显赫的国际大投行，当时为争夺我这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也算是各显其有了：高盛的承诺就是，除了10万的薪酬以外，还马上帮我办绿卡。
可是，我进入高盛刚两个月，美国就爆发了“黑色星期五”大股灾。简直就是一盆冷水从头浇到底，刚才还踌躇满志，一眨眼工夫都塌了。股市停顿，投资银行是股灾的直接受害者，各金融公司的业务一下子陷入了瘫痪。作为世界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的成本主要是人。“黑色星期五”的爆发就意味着一定有一大批人被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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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旅篇：刘二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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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幸存者。但是裁员名单公布之前，我和所有人一样焦虑。当时我的绿卡还没下来，可已经贷款买房了。在那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遗憾的事：妈妈去世了，父亲怕耽误我拿绿卡的时间，竟然忍住没告诉我。
我无法猜测自己没有被裁掉的原因，但是能猜到自己被聘用的原因。一方面，中国是个大市场，虽然尚未开放，但前景可观。我是一个受过6年美国科班训练的中国人，并且和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及企业都建立了长期的联络，一旦开放，我的优势非常明显;另一方面，我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成的外国学生，却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了解美国，了解美国的市场结构和运作方法，并且能够拿到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商学院的资质认证，这一切都让他们有信心：即使我是外国人，即使中国市场不开放，我也能和美国人干得一样好。
股灾来了，股市也停盘了，我没被裁掉，反而比平时更忙了，要帮助客户收集市场信息，做分析报告，研究在市场不利的情况下如何兼并、重组、融资;要帮客户做文件，为股市复苏做准备。半年以后，股市开始复苏。这半年的经历，让我体会了人生的得失无常，让我在面对金融界的风云变幻时，有了始终能保持处变不惊的心态。
这个行业容不得失败
投行内部分工非常明确，不同级别的人有不同的工作。我刚到高盛做普通职员的时候，每天就是给客户做文件。那时候华尔街常常搞“选美”，客户在对面坐成一排，各投行就上台来讲自己的上市方案。有时候，一个客户会在几家投行中做选择，这就要看谁的方案更出色了。那时候我很少出去见客户，只是在后方不停地搜集资料、做方案。“选美”时用的那些文件，一般都是像我这样的普通职员准备出来的。那时候常常要一个人同时做几个项目，而且不能出错。几天不睡觉，是常有的事。管理层的工作就不同了，你必须能通过你的工作把握住客户，得到客户的信任;同时能够给客户正确的引导，让他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投资者的思路，从而调整自己的企业结构，为企业发行成功做足准备;并且，要有能力调动公司的全球资源为客户服务。
投行是个年轻人的行业，干这行，不仅要有高智商、高情商，更要有很好的体力。就像打仗似的，敌人快要打过来了，你说，哎呀，我3天没睡觉了，我睡一会儿行么?睡一会儿，你那山头早被人占了!所以，首先要能吃苦耐劳，接下来，你还要能同时做好几个项目，而且不能出错。我所在的那些公司，一般接手的都是1个亿美元以上的案子，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基本上是牵一发动全身，一个小数据出错，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所以责任非常重大。
外界可能不了解投行的内情，简而言之，在企业上市过程中，企业客户是制片人兼主角，投行是导演，投行所要做的，就是要让企业知道，国际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上市公司;而且要一直在他身边调整他的姿态，提醒他离那个需要还差多远，并且帮助他寻找达到目标状态的有效途径。所以每一个项目都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失败的公司几年没有事情做，这个行业容不得失败。
投行的操作关键有三点：资金、人、信誉。这其中，资金算是最好解决的，没了可以筹集;缺少人才可以雇用，但你得对他好，你对他不好，明天他就流走了;惟一最难的就是信誉，为什么呢?在我们这一行，信誉是用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积累起来的，所以投资银行的信誉是最值钱的。你要保持你的信誉，就必须兑现所有的承诺，无论有什么不可抗力，只要佣金一递过来，你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种精神压力，一般行业是很难体会的。因为一旦失手，多少年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信誉，立刻就会变得一文不值。这个行业的信誉最值钱，也最脆弱。
自1984年进入华尔街，至今我已经在美国投资银行圈做了十几年，分别供职于：罗西尔—高盛—摩根—重回高盛—所罗门—东方汇理—美林，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投资银行我都干过了。在这一连串世界级投资银行中穿梭往来，两度接受高盛邀请，也许这样的经历会令一些人刮目相看，并把我当做是这个行业的权威。现在回过头来看，跳槽其实是我为年轻付出的代价，在投行里走了一圈。每一家给我的感受都差不多，如果让我再选择，我可能不会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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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旅篇：刘二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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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总是存在于细节之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市场首次对外开放，中国成了世界资本市场上最肥沃的处女地。外国投资银行家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是做中国市场，需要有懂中国国情同时又经过投行科班训练的人，银行家们看中了我符合这样的要求，纷纷向我发出邀请。
我做的第一个关于中国的案子是为中信发行扬基债券，但直到1994年接手庆铃汽车的融资案，我才有了第一个为国企海外融资的案例。庆铃汽车上市的难度较大，因为当时企业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路演，因此需要我亲自担任导演，其中经过了许多场彩排，最后庆铃汽车顺利上市。从1994年庆铃汽车开始，我先后接手众多国企大盘股，其中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南航等，1999年以后我还主持操作了网易和UT斯达康等高科技股在海外上市。1999年底，由于美林的盛情邀请，我转投它的麾下，当时最棘手的案例就是中海油的二次上市。同年早期，中海油欲在纽约和香港两地上市，请了国际投行所罗门美邦做主承销商，开出8.42—9.61港元的招股价。不想国际资本市场风云变幻，高定价受到投资者冷眼，即便所罗门美邦随后宣布降价，但由于前期在市场判断及操作上的失误，终是救不了中海油招股失利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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