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李约瑟之谜”，李约瑟本人指出，近世科学之不能产生于中国，乃是由于“地理上、气候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4种阻力”。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秦朝以来，官僚士大夫专政阶段停留甚长，社会生产少有进展，造成商人阶级的没落。使中产阶级人民无由抬头，初期资本主义无由发展。而近世科学则与资本主义同将产生”。
竺可桢先生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论文中则分析道，一般人以为近世科学起源于伽利略、牛顿几个伟大杰出人才，实是大误。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欧工商业大为活跃。海洋中船只之驾驶，需要专门工程知识;贸易繁盛，金市不足应付，冶矿迅速发展，而开矿时又发生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15世纪末，欧洲已有16种机器用于矿中去水。航行发达，望远镜与罗盘针之制造日趋于精密。经纬之测定，又要天文知识。到1660年左右，英国有一班学者，专门为了好奇心所驱使，来集会讨论研究一切事物，自宇宙以迄虫鱼。这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起头。英国皇家学会之所以成立于17世纪中叶，亦非偶然之事。因当时富商巨贾之特兴，造成了一个有闲阶级，时常往来旅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孜孜为利，而是为求知心所驱使。这实在是近世科学之开端。
而在中国历史上，“是否有一个时代可以奖励工商业的发达，初期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中产阶级能起而与专制封建势力相抗衡，如同16、 17世纪欧洲新兴势力之与封建宗教相奋斗呢?”竺可桢认为，只有在战国到西汉中叶一个时期有此可能性，这个时期亦是中国思想史、科学史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商业尚未发达，当时帝王并不感觉到商人夺取政权的威胁，所以《左传》有“务材顺农，通商惠工”之说;《国语》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之语，农工商尚不分厚薄高下。商鞅以后，重农抑商、农本商末之论勃兴，汉初工商业长足之进步后，贾谊、董仲舒主张严厉裁抑商人，汉武帝更厉行多种抑商政策，例如将当时最大的私人企业，盐和铁收归国营。由于将经商看作“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之事，所以抑制商业发展就成为历代帝王的基本思想。“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能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以发展。”这就是竺可桢最后的结论。
至于为什么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中国会迅速衰落的问题，马克斯·韦伯曾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作为鼓舞力量”，而以顾准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界比较普遍的看法则是中国古代典型的集权主义、专制主义传统阻滞了近代化的过程，在大一统的王权政治框架下，产生不了基于西方城邦民主、民间自治、个性独立之上的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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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企业家认同，寻找新坐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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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费正清到杨小凯、袁伟时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清末的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工商业。技术发明、盐、铁、火柴等大型生产活动不可能在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及批准和监护下发展起来。政府不仅利用盐业官营、官窑、皇家织造与民争利，而且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业财产的特权从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处索取各种利益。由于整个经济主要是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因而市场狭小，分工无法深化，生产力不可能提高。
在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背景下，近来有不少学者力图弘扬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精神与管理文化，从诸子百家到晋商徽商。究竟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答案本来不言自明，那就是以给予创业者以创业机会、鼓励企业家创新行为为特征的制度变迁。而在我们的历史上，这种制度变迁从未发生过。我们始终应该记住，在整个封建历史上，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一直由国家经营和控制，由此产生的大宗工商利润绝大部分都被用于行政、军事开支，甚至被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府挥霍浪费，而没有变成发展工商业的资本。私营工商业一直被官府控制，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依附权贵，与官府搞好关系，得到庇护。“朝里有人好发财”，但正如清朝大盐商江春所说：“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的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因此他们即使有了资本积累，也要捐官买爵、兴建牌坊，断然不会谋求可持续的投入与发展。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官府对自由经济的控制与重本抑末、轻商贱商的风气互为表里，使得商人和企业家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没有持续发挥其创造力的制度保障。这样的话，纵使一国的经济曾经繁荣，却如高楼屹立沙滩，其衰落看似突然，实则必然。
无论是借鉴外部的经验，还是审视自身的历史教训，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看轻商业的价值，贬损企业家的作用。可是，直到今天，那种站在权力立场教训企业家的声音，那种将企业家创造的商业价值和财富看作和社会无关的“私利”而仇视和讨伐的声音，还是如同幽灵般会经常出现。在“集体无意识”中，企业家似乎是一种外于我们的“异化力量”。
四
中国经济的未来系于中国企业的价值，中国企业的未来系于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能力与实践。
抚今思昔，后顾前瞻，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中国企业家的深层次价值基础。
利中有义。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看待商业的力量，理直气壮地阐述企业家的作用。同时，我们要正视企业家的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并以更高的标准审视企业家如何担当他们的社会责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语境中实践他们的“天职”。
我们呼唤，只有建构在负责任的企业家行为基础上的商业活动，才是文明的活动。没有文明的商业，就没有文明和谐的社会。
(本文作者为《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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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主编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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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在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看来，现代商业精神的核心是矛盾的。在一个经济社会中，人为了生存和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必须赚钱，赚钱就必须投身商业，商业的成功让人富足却又开始陷入迷惘。在他看来企业家的人生充满了悖论，钱本身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它没有温度、没有感情、扁平而圆润，但是一沾染上人的思考便会变得暧昧而癫狂起来。
事实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悖论，无非企业家们因为角色的显赫和鲜亮而显得更为凸出一点而已。在一个商业日渐成为主流的时代，企业家对生命、社会的思考已经成为所有公众不得不聆听的声音。
在一向缺乏现代商业精神的中国，企业家的生命体验和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观，从来没有被认真地关注过。他们从来被视为“物质化的族群”，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惜血腥地积累，他们似乎没有情感、没有血肉，在任何一个场合下，他们说出来的话都可以用公式推演、用钢铁打造。很显然，这是一些极深的误读，被彻底物质化的企业家形象让这个族群始终游离在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航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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