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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经济变革得失_吴晓波【完结】(16)

  中国历代开国皇帝大多为“马上得天下”的武夫,只有一妇一儒例外,即武则天和王莽。胡适、柏杨等人欲为之翻案,都与那场经济变革有关。

  变法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自商鞅推行军爵制之后,贵族世袭传统被打破,然而,中国社会由贵族形态向士绅形态转型则又经历了七百年左右的过渡期,即自西汉中期到隋,我们称之为世族形态,与之适应的便是世族经济。

  中国社会形态演进

  所谓世族,与贵族不同,它并没有得到政权的法定确认,而是以血缘来维系和传承,其衍续壮大,有赖于一代代子弟的经略努力。同时,世族在价值观上一切以家族利益为重,国家意识薄弱,对中央政权缺乏忠诚度。

  由战国而秦,再由秦入汉,先后产生了大批平步青云的军功地主,他们获得授田,然后凭借丰厚的赏赐俸禄、社会地位的优势,再大肆购置田地。与此同时,他们招募大量的私人农户,这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册的编户人口。其经济安排,按自给自足的原则规划经营,方圆之内,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样样具备,还有自成体系的小型灌溉系统,做到“有求必给,闭门成市”。世族庄园的四周则建有自卫的“坞堡”,拥有一支召之能战的私人武装。在世族内部,因血缘宗族而构成纽带,族长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活动。这种社会组织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可以完全不依赖外界而独立生存。

  汉武帝时期,世族势力遭到压抑,他去世之后,各项管制政策相继松弛,继任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中央朝纲日渐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地方上的世族势力乘机崛起。他们在朝堂之上,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则官商结合,自成体系,大量兼并土地和招纳人口,盘根错节,终成豪强气候。到西汉中后期,这一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出现了“四世三公”、“一门五侯”的“佳话”,世族门阀不可一世。

  世族集团在经济上“闭门成市”,严重阻碍了商品大流通,使得生产力无法释放,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随时可能孕生颠覆政权的力量。公元8年,王莽篡汉称帝,国号“新”,这本身就是一起外戚夺权事件,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王家曾五人同日封侯。在猎取了政权后,王莽试图一举改变世族失控的现状,便迅速地展开了全面的经济改革。

  改革三战场:财政、货币和土地

  王莽变法自称是“奉古改制”——中国人从来认为今不如古,前人比今人聪明。不过从政策上看,他并不想改回到遥远的周代去,改革的目标其实就是“汉武帝—桑弘羊”模式。他的改革基本上紧紧地围绕影响宏观经济的“三大核心课题”财政、货币和土地而展开。

  王莽登基第二年,就推出“五均六筦”。所谓“五均”,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这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他们的工作,一是定时调节、均平物价,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低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高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简而言之,“五均六筦”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

  从王莽为“五均六筦”所下达的诏书看,他对专营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说,政府要管制的都是民众日常必需品,即便价格很高,民众也一定会购买的商品,也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这些产业国营化之后,就可以达到“齐众庶,抑兼并”的目的。胡寄窗评论说:“在王莽以前,倡议经济管制者如管仲与桑弘羊,对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讲的透彻。”69不过,后世的人们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人无不以“均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集权以及扩充财政收入。

  与汉武帝时期的国营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太密集,计划色彩甚至更加浓重。比如,在零售物价的管制上,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汉书・食货志》记载,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对各种商品进行分类定价,同一种商品按品质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后才允许商贾拿到市集上去销售。70这无异于用计划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

  如果说王莽在财政和产业政策上完全效仿汉武帝,那么,他在货币和土地改革上则要激进得多。

  王莽第一次改变币制是在登基前一年,即公元7年的5月,他以周钱为蓝本,增铸货币,新币分三种,各值五千钱、五百钱和五十钱,是为“大钱”。当时,国内已经呈现通货膨胀的苗头,新币的名义价值远远高于旧币五铢钱,于是民间私铸之风大起,王莽下令禁止列侯以下私藏黄金。

  公元8年,新朝创立,王莽以“奉天承运”为名义改出一铢小钱,社会传言说五铢钱和大钱都要被废止,市场顿时大乱,王莽一方面把涉谣者、传谣者抓起来,流放边疆,另一方面则大量铸造小钱。到了公元10年,王莽突然又宣布改变币制,把货币总名为“宝货”,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理解混乱,交易大受影响——“百姓愦乱,其货不行”。四年后,王莽被迫第四次改变币制,他下令废止大钱、小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在短短七年间,王莽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

  在土地改革上,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为决绝——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其具体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为“王田”,一律不得买卖,凡是一个家庭男丁不到八个而田地超过一井(计算单位,一井为九百亩)的,就把多余的部分分给宗族和同乡的人。71

  这是自商鞅“废井田”之后,第一个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权。土地是世族集团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根基,在此之前,针对土地兼并的状况,很多人提出过种种遏制设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议“限田”,他深知恢复到井田制的办法是不可行的,不过可以通过额定每户拥有土地的上限,来防止兼并过度。72这种在肯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地权的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是主流。王莽推行王田制,是对土地性质进行的一次革命。如果从两千年历史来看,从先秦到1949年,历代治国者中试图将土地全面国有化的人非常少,严格来讲,只有两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个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而孙氏只是纸上宣示73,王莽却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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