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沙术：对内男耕女织
每个治国者登基第一天，都会想一个问题：“我怎么样才能走出改朝换代的周期律?”各代的办法都不一样。朱元璋虽然是乞丐出身，学历很低，但也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国家打成一盘散沙。当这个国家的人民变成一粒粒沙子的时候，也就没有了凝聚的力量，人凝聚不起来，就不可能造反了，这就是对内维持统治的“散沙术”。朱元璋还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找到了思想依据，老子说，天下最理想的境界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一个小村庄里，守望相助，男人早上起来去种地，日落就回家，女人在家里烧饭纺纱管小孩，男女一生不出乡村，这样，天下自然太平，王朝自然千秋万代。史书说，朱元璋一生中最喜欢读的书便是《道德经》。
要把天下打成散沙，在经济上，最好的模式就是男耕女织。
在中国经济史上，有两种植物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水稻革命”。粮食产量的剧增，使得“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125。宋代人口急速增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从此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
而朱元璋则发动了一场“棉花革命”。与水稻一样，棉也是一种外来植物，原产于印度，在汉字中第一次出现是南朝的《宋书》。宋末元初，它已经在南方地区得到一定面积的普及。元代，松江府(今上海)的妇女黄道婆改进纺织技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朱元璋建国之后大力推广棉花种植，他下令，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俱令种桑、麻、棉各半亩，10亩以上倍之，到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地比元末增长了4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为显著。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以丝绸和麻布为主的穿着传统，服装产量为之大增，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据吴承明的研究，明清两代，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约人均每年织布两匹，商品值近1亿两白银，其中52.8%是以商品形式在市场出售的，总产量是英国在工业革命早期时的6倍。126
这两场革命，“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对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治理理念乃至国民性都造成了重大的、不可逆的影响。
这里还有一个世界级的问题需要解答：众所周知，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其实也是以纺织业为启动点的，而它最终引爆了机械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同时带来社会组织的颠覆性变化，最终诞生了资本主义，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方向。那么，为什么同一个产业的创新，在中国不但没有引发与英国相同的革命性效应，反而为自闭创造了条件?
学者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14世纪的中国江南乡村，每个农家都有织机一部，耕作之余，无论妇孺老小都从事纺织，全家动手，机声不休，通宵达旦。每户所织之布虽然数量甚微，但聚合之后，成亿万之数。赵冈和陈钟毅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过一个让人吃惊的事实：从14世纪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没有出现过一家手工业棉纺织场!他们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写道：“中国传统手工业各大部门都曾有过工场雇用人工操作生产的记载，惟独棉纺织业没有任何手工工场的确切报道。”127这种“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与规模化的工场化生产相比，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前者的从业者几乎没有劳动成本支出，而且时间也是几乎没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闲暇时间单独操作。在这种生产模式的竞争之下，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当然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
在现代经济研究中，早期的乡村手工业常常被称为“工业化原型”，它为工业革命的诞生提供了市场和技术前提;然而在中国，乡村手工业则变成了机械工业化的障碍，它发挥无比的抗拒力，来阻止工厂的兴起与工业化进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
城市化率的下滑
中国的城市从来不属于民间。张光直的研究证明，从“中国最古的城市”到“近代中国的城邑”，都是政治的中心，是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这一特征其实从未被改变过。128不过，城市在经济中的功能却在明代以后改变了。在先秦之后的一千五百多年里，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心被置于若干个大都市之中，人口和工商活动也颇为集中，唐代还有法令限制县级以下的商业市集之发展。可是，在明代之后，与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家庭纺机相配套的，是中国从城市化向城镇化的大退化。
随着家庭纺织业的繁荣，这些农户的周边自然地出现了大型交易集市。这些新型市镇与传统市镇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们兴起的功能不是为农民消费服务，而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参与贸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农户，而是大商贩和巨额资金，他们的利益所得，来自于规模化经营和远途贩运。有人统计江南地区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和湖州六府境内的市镇数目变化发现，在宋代，这里有市镇71座，而到了明代，则增加到了316座。中国的县级机构，自唐之后数量变化一直不大，大抵在2000到2300个，可是市镇数量却几何级增多，到清中期，全国已约有三万个市镇，它们替代之前的两千个中心县城，成为中国经济的驱动器。
我们不妨将这一转变归纳为中国城市化的“离心现象”——在其他国家，城市人口比重愈来愈高，也愈来愈集中，小城市变大，大城市变得更大;但是在中国，宋代以后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渐减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扩充，明清两代的几个大都市，从人口到城区规模都比两宋和元代时缩小许多，人口反而向农村靠拢，江南地区形成众多市镇。129
自明初到清末的500余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陷入停滞，城市总人口之绝对数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全国总人口则在不断增加——从明代初期的7000万人，至16世纪时达到1亿至1.3亿，至清代乾隆年间已将近3亿，城市人口比重日趋降低，到19世纪中叶降至谷底。若与西方相比，戏剧性的反差更为明显：中国城市化率的最高点出现在13世纪的南宋，之后掉头向下，而西方正是在13世纪开始了城市化率的提升。130在1800年，世界上70%的大城市位于亚洲，北京在很长时间里为规模第一，可是到了1900年，仅有一座世界级大城市位于亚洲，其余则均位于欧洲与美洲，这都是“工业革命”的结果。131
这种人口和经济重心向农村转移的现象，最为真实地表明中国社会的平铺化和碎片化态势。它既是人口增长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同时也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引导。
在城市离心化的大趋势之下，进而出现了“油水分离”的社会景象：政治权力集中于城市，为政府及权贵所全面控制，城市从此成为权钱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费中心，而非生产制造中心。经济力量则集中于数以万计的市镇，为民间势力所掌握，大量的手工业分散于数量更多的村庄，这使得资本、人才和资源的集聚效应根本无法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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