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大办商业的热潮，文联也和其他党政机关一样要办第三产业，身为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自然“挺身而出”，响应了这一潮流。一开始他可能抱着作家“深入生活”的想法，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开始欲罢不能，后来他成了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董事长，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励精图治，终于将西部影城建成了“有形资产数千万、无形资产超一亿”的旅游风景区。
据说，成功转型为企业家的张贤亮事实上也没有远离文学，依然喜欢写作，但不再有强烈的发表欲望。他依然思考信仰问题，关心国计民生，也依然推崇他在劳改时曾熟读的《资本论》。作为文化人转换而来的企业家，张贤亮对事物常常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例如他反对人们迷信那些成功者的速成教材或者别人的成功经验，认为没有一个企业家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复制的，真正有启示的，是高境界的、根本性的东西。
而经商和做任何事一样，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2008年，张贤亮推出了新书《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向改革开放致敬，与读者分享他十多年来的商路心声，引起各方关注。书中还记录了他当政协委员时候的一些提案，其中有一条是“要对拖欠农民工和员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及雇主制定惩罚性的条款”。
◆关于“下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作为“文人下海”的典型被媒体广泛报道，一晃过去了十四年，“逝者如斯夫”!开始我只有七十九万元资本，如今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有形资产近两个亿。荒凉中无人问津的古堡废墟，早已变成宁夏首府银川市第一个“国家AAAA级景区”，有“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赞誉，这里成功地承办了第十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更是来宁夏的外地旅客必到之处，年接待游客量近四十万人次，门票收入上千万元，宁夏党政领导和老百姓公认西部影城是“宁夏之宝”，品牌的无形资产要大于有形资产数十倍。
作为一个作家，—F海”的经历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这几年我虽没有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没在写作。现在中国文坛的风气不正，信仰迷失，礼崩乐坏，也不是发表重要作品的时候。再说，和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同时出道的“新时期作家”中，又有谁在二十一世纪初发表了重要小说呢?不少人已转写散文或研究《红楼梦》了。
虽然近些年我在文学上似乎止步不前，但至少我为社会提供了两百多个就业机会，给镇北堡西部影城周边农民每年提供五万个工作日。原来举目荒凉的地方被我带动成为繁荣的小镇，附近数千人靠我吃饭，这总使我感到自豪。
九十年代初“下海”的文人不少，后来大多纷纷爬上了岸，作家中大概只有我还在经营企业。回首创业初期一路颠簸至今，有艰辛也有欣慰。
◆发现镇北堡
镇北堡是明清两朝在西北地区修建的两百多座边防兵营中的一座。我发现它是在1962年春我第一次劳改释放当农业工人去赶集的时候，正如我在小说《绿化树》中写的，它“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这里所说的山即贺兰山。
那时，镇北堡方圆数十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滩。没有树，没有电线杆，没有路，没有房屋，没有庄稼。我走了大约三十里路，眼前一亮，两座土筑的城堡废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筑的城墙和荒原同样是黄色的，但因它上面没长草，虽然墙面凹凸不平却显得异常光滑，就像沐浴后从这片荒原中冒出地面似的，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镇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显现出黄土地的生命力，一种衰而不败、破而不残的雄伟气势。原来作为军事要塞的镇北堡内，所有建筑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得一干二净，连城门洞的砖也拆得一块不剩。里面随意地搭建了一些简陋的羊圈。但我还是发现了它有一种银幕上的审美价值，在小说《绿化树》中我就写了它让我联想到好莱坞拍摄的以中东为背景的影片。
1980年，我平反后被分配到宁夏文联，正值广西电影厂的导演张军钊要拍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摄制组以陕北采景一路跋涉到宁夏，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到银川，他们请宁夏文联的干部协助他们找。我就把镇北堡介绍给文联干部，叫人领摄制组去看。《一个和八个》是镇北堡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后来被电影评论家评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作，是所谓新时期电影的经典之一，而张艺谋当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师。自此以后，大导演谢晋接踵而至，拍了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后来又根据我的小说《邢老汉与狗的故事》拍摄了《老人与狗》。《老人与狗》是着名艺术家谢添的绝响，而《牧马人》的观众人次至今还未被突破。张艺谋后来又在这里拍摄了他的成名作《红高梁》，还有陈凯歌来拍了《边走边唱》，滕文骥来拍了电影《黄河谣》。由于我的介绍，镇北堡逐渐有了影视城的雏形。这座古堡的废墟因为被我发现而改变了命运，这是镇北堡的机遇。
◆创建西部影城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众所周知，“讲话”发表后全中国掀起了经商热潮，宁夏文联也和其他党政机关团体一样忙着办“经济实体”。我认为作家要深入市场经济生活，最好的方式无过于亲自操办一个企业，就趁着这个潮流“下海”，创办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公司的基地在镇北堡，称为“镇北堡西部影城”。所以说，市场经济的大潮是第二个机遇，改变了我的命运。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我个人的市场经济思想准备和在青少年时期读了些书，多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在长达二十二年的劳改期间，除了“马恩列斯毛”的着作，是不允许读书的。但读书成了我的习惯，尽管环境恶劣，稍有闲暇总要捧本书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一直陪伴我渡过那段艰辛的日子。这部巨着不仅告诉我当时统治中国的极“左”路线绝对行不通，鼓励我无论如何要活下去，而且在我活到改革开放后让我能大致预见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
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因提出“给资本主义平反”险些再一次受到批判，但中国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我还是有一定前瞻性的(关于我对中国的认识请参考我的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创办和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贯穿了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刚开始，作为宁夏文联的主席，我是拿自己着作的外国译本的版税存单向银行贷款“下海”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在产权关系上还算是宁夏文联的“三产”。可是到1994年初，中央下文件指示所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必须和下属的“三产”脱钩。这一“脱”，就把“责权利”全压到我头上。当时，西部影城正在投入阶段，不见丝毫效益，如果我不想承担风险也还有办法“解套”，但我还是毅然挑起这副担子。既然要“深人生活”那就“深入”到底吧。而“脱钩”以后，由于“责权利”分明，企业经营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就调动起我办企业的动力，也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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