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途中，我们也结识了未来的同事，即被中方选定为上海大众公司总经理的张昌谋。他比我大十岁左右，说着一口地道流利的英语——这使我们不用转弯抹角通过翻译而能直接沟通。保尔和我利用那次考察的机会，在平时一起活动的时候，小心地与我们未来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
在圣保罗，我们巴西的工厂里，中国人对桑塔纳的装配尤为感兴趣。上海大众制造桑塔纳，是合营合同里确定的条款，而且是中国人的愿望。大众在合营谈判进程中，最先提供的车型是奥迪100，但中国人喜欢桑塔纳。主要是中汽总公司总裁饶斌，说服了中国政府，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哪种车型：并非大奔模样，而是一款省油、价廉又安全的汽车，并且是一辆在与德国人合作初期容易制造的车。关于这点，那个时期有诸多错误的看法认为，好像因为桑塔纳退出市场，我们便迅速迫使中国人接盘。这种顽固的成见，留传至今。真实情况却是，桑塔纳尽管在欧洲不怎么畅销，但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巴西，却是一款实实在在的畅销车型。理由充分：它是一款以最先进技术配置的耐用型大众中级车。中国人想要的就是这种汽车。此外，当时桑塔纳还在西班牙、南非生产，更是以许可证方式在日本的尼桑公司制造，这是许多人所不知的。所以，它终归是我们最新款的汽车。我们把“旧货”卖给了中国人的那种传言，完全缺乏根据。可以说桑塔纳是当时我们拥有的最先进的汽车。1982年，在试装合同框架范围内决定引入桑塔纳的时候，它上市才一年。就连那些一再出现的观点，说我们将德国不再使用的陈旧的生产设备和模具运往上海，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在上海大众创办初期那种微小的生产能力下，很大程度上为大批量自动化生产而设计出来的德国设备和模具，在我们的工厂根本用不上。
为期两周的考察结束了。那段日子，我们和中方合作伙伴一起，快速巡视了大众集团在大西洋彼岸的各个公司，天天一起吃饭，进行了无数次专业讨论和私人交谈。我们制定了我们合资企业的第一批远景规划，并由此在我们共同的企业——上海大众成功的道路上一起迈出了一小步。
上海大众第一次董事会(Board Meeting)于1985年3月20日在龙柏饭店召开，其间，我们被聘任为执行经理人，即Executive Committee(执行管理委员会)。张昌谋成为我们的总经理或者说是公司发言人，负责的职能部门为公共事务部。他的代理、副总经理，便是我。我主管的范围为企业的商务方面：财务部、采购部、市场和售后服务部。我们的技术执行经理汉斯—约阿希姆，保尔，管理生产、研究和开发、规划以及质保部门。而人事部和组织部则由我们的第二位中方执管会同事费辰荣负责。董事会一结束，我们便聚拢在一起，举行了执管会组建会议。一切进行得悄无声息：我们大家面对面，每个人再次做了自我介绍。我们结识了寡言少语的人事领导费辰荣，他没有参加我们的考察。
最后我们决定，从那一刻起，我们从法律上行使公司领导的义务。即刻起，我们为上海大众这个企业负责。
第二天早上，为了和员工一起庆祝正式的揭幕仪式，我们驶往工厂;紧接着，又赶往上海展览馆去参加市政府举办的招待会。这一天，以龙柏饭店举行的晚宴而告终，有市长光临，有烟火盛放，还有其他属于这种场合的一切。刚开始的日子里，只要狼堡来的人还在，晚上的饭局就会一个接着一个：“为了未来共同的成功和良好的合作，干杯!”
狼堡的集团代表一个个离去，中方的政府官员也退身到了各自在北京或上海的管理机构中。我们则待在安亭，那个面临艰巨任务的地方：建造一个现代化的包罗万象的汽车企业;从国内配套厂商到自行生产和装配，直至包括各类维修服务站的销售以及能正常运作的备件供应体系。除此之外，我们德国人另有培训中方员工和让中方同仁熟悉西方管理秘诀的义务。我们面临着堆积如山的任务，而从第一步到正式接手公司业务，即颁发上海大众的“营业执照”，留给我们的是五个月的时间。
第09章 霍英东：“白天鹅”飞翔
【霍英东小传】
霍英东可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和大陆关系最近的香港巨商。在2006年10月28日去世的时候，他的官方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隶属“党和国家领导人”。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上世纪二十年代，霍英东出生在香港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捕捞为生。
他幸运的是，十三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伦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
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
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一百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一万八千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二万二千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当时中关开战，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大陆的惟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是仍然是一条最可能向大陆输送物资的管道。1995年，霍英东在接受冷夏采访时，第一次亲口承认了当年的作为，他说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胶管等等，但是，“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香港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商业超级发达，房市、股市“花繁叶茂”，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跌宕，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在三十多年里，霍英东先后涉足香港房产、澳门娱乐业、船务运输等领域。他胆大心细，敢于一搏，在水深洋大处造大船，谋大业，自然成就出一番旁人不及的事业。
但霍英东成了香港商人中在大陆获得最高政治地位和享有最高知名度的人之一，并非因为财富之巨，而是其对中国改革事业的投入。
1978年，中国陡开国门，中央政府曾经希望借助外来资本改造近乎瘫痪的国民经济，故而将深圳辟为特区，在华南开设多个开放窗口，而香港商人也不辱冀望，满怀激情，纷纷跃跃欲试。霍英东们的时代在此刻展开翅膀。
1979年1月，五十六岁的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双方同意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由霍英东投资一千三百五十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三千六百三十一万美元，合作期为十五年(以后又延长五年)。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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