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学期考试成绩合格者，发资学金五元;全勤者发全勤奖五元;评为优秀学员发优胜奖十元;班长对班级和点我工作负责，发补贴十元。
学期考试成绩不合格者，或到课率不到80%者，不发奖。全学期缺课超过三分之一者，做除名处理。无故缺课者，除不发到课金外另加罚十元。
谁要是稍加认真地看一看这份制度，就会发现这四条当中的每一条都和钱有关，而且可以说是牢牢地有关。鲁冠球不去考虑这样做是不是金钱挂帅了还是什么金钱万能了。他只考虑在时下，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厂里，什么样的办法最能有效地改变职工的低文化水平的状态。
鲁冠球的这一招，到底还是灵的。无论三十五岁以上的还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再也没有一个人敢把甘蔗皮啃到车床边，再也没有人不会用卡尺，更不会把报废的万向节扔到池塘里去了。
他们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学习着文明，学习着某一种崭新的工业化时代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生产着产品的同时，也在生产着全新的自己了。
除去在自己的土地上改变着自己之外，当然还包括着在别人的氛围中改变自己。许多人就这样被送出去了。
他曾经在各种各样的机会中送出去各种各样的年轻人，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这样地成了人才。1984年，他承包的第二年，他一口气就送出去四十四名年轻人。学费、路费、生活费，统统由厂里承担。那一年，鲁冠球因此而交了八万元钱。而从1984年到1989年，工厂花在这方面的钱，已达到了五十万元;从1989年到1997年初，在职工的教育投资上，经费已经达到了一千万元以上。
第二篇 九十年代记忆
第14章 王石：我的道路与梦想
【王石小传】
王石是创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九十年代起开始广为人知的、具有标杆意义的新型企业家。
1978年4月，在中国改革开放号角刚刚吹响时，这位拥有锡伯族血统的年轻人便来到了改革的最前沿阵地——深圳，故事由此开始。
在当时百废待兴的特区之地，王石充分展现着他的商业天赋——他做过标准的“倒爷”：依托父亲是郑州铁路局员工的背景，他先是倒卖玉米，掘到第一桶金后，在群雄并起的1984年，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开始倒汇，在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实行产权改革，摇身一变而成“万科”，王石也终成中国企业家中的风云人物。
但王石真正能被历史记住的，却并非是他的早期资本积累和后期财富之间的逻辑关系、抑或数字大小，而是王石从混沌中走来，却始终保持了阳光性格的真实。
当万科确定了房地产主业后，王石面临着一个充满暴利的行业：当时房地产业内有“低于40%利润不做”的行规，而早期的房地产公司只要拿到一纸土地批文，转手便能获得100%以上的利润。就在此种背景之下，王石却给万科提出了“高于25%利润不做”的原则，在当时看来着实“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此同时，王石还提出了“两个70%原则”，即万科集团70%的盈利必须来自房地产，而城市居民住宅项目又必须在房地产业务中占到70%以上，这样一条原则无疑将万科框死在房地产业内，而当时深圳特区内95%以上的企业都是多元化经营的。
回望三十年企业变革历程，无数公司如过眼云烟般消逝，惟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能留存下来，这其中又有半数早已苟延残喘，好好活着的只是凤毛麟角，王石和他的万科便是这罕见的幸存着。与其他人相比，企业家王石并非没有犯过错误，正如与王石相熟的宁高宁所言：在成长的道路上，万科几乎犯过所有可能犯的错误，可是它是幸运的。幸存者的幸运在于，他们的错误还没有把他们毁灭的时候便醒悟了。
在关于王石的故事中还有一个也令人印象深刻：在一次房地产会议上，主持人忽然为了一个问题——“现场企业家中，没有行过贿的人请举手。”结果百余人的会场，所有的企业家大佬都面面相觑，只有一个王石颤巍巍地举起了手。
当然，后期的王石令人称道的还有他的登山，他的放权，他的慈善。
但在所有这些背后，其实是一个企业家超脱现实的睿智与眼光，王石的经历和所作所为，给了中国三十年改革一个阳光的模本。
下文是王石关于他早期的经历，以及他性格诞生历程的自述。
◆第一桶金：为正大贩玉米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
母亲是锡伯族。锡伯族历史上是个游牧民族，能征善战，其中一个分支跋涉两万里，大西迁军屯伊犁河谷，为保护西北边疆立下战功。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上也延续了这种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
1983年5月7日，我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
一辆破烂的日本轿车来车站接我。
轿车在坑坑洼洼的路基上颠簸着行驶，车门嘎吱嘎吱地晃荡，似乎随时可能掉下来。车门外，满目吊塔林立，头顶安全盔的施工队伍车水马龙;柴油发动机声震耳欲聋;土黄色的载重翻斗车一辆接一辆，烟尘滚滚遮天蔽日。鼻腔蒙上一层灰尘;舌头舔舔嘴唇，是涩涩的土腥味。
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同时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胰腺素猛增。
来深圳之前，我已经打定主意，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简称：特发)谋求发展。
这是一家特别的企业，其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在初期的引资中，许多项目都是管委会负责谈判并签合同具体实施，另一方面还行使特区政府职能。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管委会撤销，其原班人马组建成特发公司，行使政府审批进出口业务的权力仍然保留，只是，其掌管的进出口审批红色印章上有个(2)字，简称政府2号章，以视区别政府的(1)号章。一家公司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带着省外经委的介绍信找到了特发的掌舵人孙凯峰先生。通过会面，达成了一个还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作为省外经委派出的人员，同特发合作做生意，特发提供营业许可、银行账号，但不提供资金，赢利部分省外经委同特发五五分成。简单说，省外经委不提供资金，只提供一个人挂靠在深圳特发，赢利双方便可各拿一半。
翌日，我就到特发贸易部报到。同一天报到的还有一位名叫张西甫的转业军人，“文革”前他曾被选送到飞行航校学飞行，但“文革”时受父亲牵连转业当工人，父亲复出后他又穿回绿军装，现在是二次转业，自愿到特区闯荡。
接待我们两人的是特发贸易部总经理——陆润灵先生，瘦瘦的、客家人，东江纵队老战士，来深圳之前在韶关某报纸任总编。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陆总说起话来极具煽动性且言简意赅：“贸易部没有钱，但有‘三张皮，，那就是纸皮——批文、地皮——土地、牛皮——鼓吹改革的特区优惠。要走正路，一不做违法的事，二靠大树——依托北京各部委的资源，三傍大款——把国际财团吸引到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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