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大选前几个月的罗斯福显然不能逆流而上。８月１４日，他在纽约肖托夸夏季讲学中心发表了"我痛恨战争"的演说。他首次公开承认，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个人对国际状况比对当前国内前景更为关注，而且更不乐观。他表示自己把每天２４小时的相当一部分用于研究外交关系。随后他向听众保证：“我们避免承担可能使我们卷入国外战争的政治义务；我们回避同国际联盟的政治活动发生联系。……为了思考和筹划如何使我国不至卷入战争，我已经用了不知多少时间，而且还要继续使用不知多少时间。我但愿能使所有的国家都不受战争之苦；然而那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我至少可以确保：美国的任何行动都不至于引起或促成战争。"罗斯福还以令听者为之动容的语言追述了自己在一战中那不堪回首的经历和见闻，随即发出了"我憎恨战争"的话语。演说经过媒体的传播，立即在美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这年７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德、意法西斯公开进行武装干涉，以帮助佛朗哥击败共和国军和建立法西斯政权。罗斯福政府于８月７日发表了不干涉西班牙的声明。罗斯福这时的表现一度比某些鼓吹中立法的人更带有孤立主义色彩。他接受了英、法的观点，即只有严格的不干涉，才有希望使西班牙战争局部化，从而避免一场可怕的世界大战。他对帮助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摆脱法西斯统治已兴趣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兴趣了。和伦敦一样，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避免使西班牙战争发展成全面的欧洲战争。"他主动向国会提议修改中立法，把武器禁运扩大到适用于发生内战的国家。国会遂于１９３７年１月正式通过了补充中立法，对西班牙内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这就等于把西班牙的内战看成仿佛是两个有同等权利的外国的冲突，而不是一场反对公认的政府（并且是与美国早就有外交关系的民主政府）的暴乱。当泽西城的一位出口商运送一批飞机和军火给忠于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组织时，罗斯福严厉地斥责了他，说他"完全没有爱国心"。此时正值１９３６年大选的最后紧要关头，罗斯福更加急于赢得和平主义者、孤立主义者、天主教徒的支持。他甚至写信给美国驻欧洲各国的外交官员，要求他们回国为这次大选出力。
罗斯福在１９３６年与孤立主义者的"握手言欢"具有多重意义。表面上看来，它似乎主要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竞选策略，是一种似乎有违罗斯福真实意愿的实用易行的权宜之策。罗斯福也乐意被人这样看待，他甚至乐意宣称目前他的外交政策是他更大、更深远的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或必需的阶段。实际上，它是罗斯福一贯具有的政治起格的又一次体现，他从来不肯公然将自己安排到易受攻击的阵营分明的地带。不到万不得已从不肯暴露自己，这是他“如狐狸般狡猾的一面"。他发现这样做，其政治上的好处要大于不这样做，更远远大于反其道而行之。赫尔国务卿后来承认：“这一次，我们的立场对于明显对立的孤立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来说，似乎是都能接受的。孤立主义者赞成我们，是因为我们避开了战争；国际主义者赞成我们，是因为我们同英法合作。"此外，１９３６年的罗斯福还希望通过接受甚至主动要求修订中立法这些举动，来消除全国对总统拥有过大的控制权而日益增长的忧虑。总统的权力随着新政纲领的实施而不断扩大，人们认为只有严格限制总统的决定权，才能避免再次发生上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事件。现在他主张对西班牙实施禁运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制止一场欧洲战争。由于为和平而作的这一点努力不需要美国承担任何国际义务，所以在国内也几乎完全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罗伯特·达莱克揣摸着处于大选冲刺阶段的罗斯福，一定会为这种何乐而不为的做法感到得意。１９３６年的大选似乎证实罗斯福的策略是有效的。他比对手多出１１００万张选票数，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由于他对外交事务即和平问题的处理，大大增加了他的选票数。充其量是因为他确保了一些在国内问题上支持他的人，在担心卷入未来战争的问题上没有背其他，从而抵消了一个潜在的爆炸性问题。
至于经罗斯福提议而于１９３７年１月通过的补充中立法，对西班牙内战中的佛朗哥一方而言，最起码是无害的。因为支持佛朗哥的德意法西斯国家仍可由美国购买军火，罗斯福自己也承认：“佛朗哥的飞机在巴塞罗那平民的头上投下了美国制造的炸弹。这些炸弹是由美国厂商卖给德国政府或德国公民（这是合法的）而运往德国，然后又转运去西班牙给佛朗哥的。"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一方则不能从美国购买军火了，它只能有限地从俄国和法国那里得到援助，但为时不久。佛朗哥本人夸奖罗斯福"总统的行为像一个真正的君子，他的中立法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姿态。"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绥靖主义的效果，它有利于佛朗哥势力的壮大，也有利于德意法西斯实施其战争意图。
按说罗斯福在竞选连任获胜后，会矫正自己在１９３６年的外交事务上的行为。但事实是，直到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为止，他基本上表现得同１９３６年没有什么两样，或者说起色不大。从再次就任总统到１０月份，罗斯福致力于他那蓄谋已久的"改造法院"的计划的实施，随即陷入了几乎无法自拔的斗争和泥淖之中。他认为，维护被最高法院陆续否决的新政立法，就是在防止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可能出现，就是在拯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就是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因为他坚信有效的对外政策需要国内稳定可靠的支持。但是，张伯伦在１９３７年３月致小亨利·摩根索说：“英王陛下政府……完全相信，美国在当前能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修订现行的中立法……。目前这个中立法对侵略者包含着间接的和潜在的鼓励。因此，人们殷切希望能想办法授予总统足够的处置权，以便总统对每件事酌情处理。"罗斯福对张伯伦的说法极为敏感，此时他不能也不便在国会通过的法案之外要求更多的东西。因为此刻正值他竭尽全力"艰苦地"进行改组最高法院的斗争时期，庞杂的反对派称他为破坏宪法和法院的"冷酷独裁者"，故处于不利地位的罗斯福难以开口要求给予政府更多的外交控制权。海勒姆·约翰逊在谈到中立法时声称：“我要设法防止总统阴谋夺取……制造战争的权力……既然他已经把手伸到了最高法院，……他实际上已使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的独裁者。"确实，总统手脚有些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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