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吃力地站起来后，拖着脚步走，但是他去的方向刚好相反。走了两步以后，他完全忘记自己要去厨房。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在树下昏倒了。
4 月 18 日
加拿大，温哥华岛
没完没了。安纳瓦克觉得眼睛充血，眼皮肿胀，周围出现皱纹。而他还太年轻，不该出现这些皱纹。刚才他下巴支在桌面上，目不转睛盯着屏幕。
加拿大西岸发生怪事以来，除了盯紧屏幕，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过，只查看了一小部分资料——行为学研究划时代的发现，靠的就是这些：动物遥测技术。
70 年代末，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观察动物的新方法。在此之前，人类只能粗略说明物种的分布和洄游行为。动物如何生活、猎食、交配，本身有何需求，都只能依靠猜测。当然，也对数千种动物进行过长期观察。但囿于观察条件，几乎无法对动物的自然行为，做出真实的推论。正如狱中囚犯不可能提供他自由生活时的代表性数据一样，圈养动物的行为也不同于它在自然环境时的行为。
即使在动物原始以来的生存空间里对其进行研究，收获也有限。动物不是暂时逃走，就是干脆不露面。事实上，研究人员往往在开始观察动物之前，就被他的研究对象发现了。黑猩猩或海豚之类胆子较大的动物，常针对观察者的不同，做出攻击或好奇的反应，或卖弄风情，或摆出姿势，使得研究人员完全无法下客观的结论。一旦秀够了，就钻进丛林、飞上天空或潜下水底，恢复真实的行为模式——而人类却无法跟到那儿观察研究。
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家始终渴望了解，海豹或鱼类在寒冷黑暗的南极水域究竟如何生存？怎样才能了解冰层覆盖下的生态群落？如果不是搭飞机，而是坐在雁的背上从地中海飞往非洲，看到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一只蜜蜂二十四小时之内的经历为何？怎样才能得到翅膀挥动的频率、心跳节奏、血压、摄食行为、生理潜水能力、氧气储存的数据，以及船只噪音或水下爆破等人类发展对海洋哺乳动物的影响结果？
要如何才能到人类无法涉足的地方追踪动物呢？
有一种技术应运而生。使用这种技术，运输业者不必离开办公室，就能确定货运卡车的所在位置；它还能帮助汽车司机在陌生城市里找到路。现代人可以说对这种技术相当熟悉，但谁也没有意识到它引发了生物界一场革命：遥测技术。
早在 50 年代末，美国科学家即发展出在动物身上安装探测器的计划。不久后，美国海军便拿受过训练的海豚做实验，却因机器太大、太重而告吹。背上的发号机原本是要提供与海豚自然行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仪器本身就影响了这一行为，那有何意义呢？
有段时间，大家只是在兜圈子，直到微电子学出现，才进步神速。巧克力大小的发号机和超轻型摄影机，直接从野外传回一切数据——动物背着不足 15 克的高科技产品在热带森林里散步，或潜游在南极洲麦克默多湾的冰层底下，完全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异。
大棕熊、野狗、狐狸和北美驯鹿，忠实提供了生活方式、交配、狩猎行为和漫游线路的信息；海鸥、信天翁、天鹅和鹤，带人类走过半个世界。
研究发展到极致，则是给昆虫安装仅千分之一克重的微型发号机。发号机的能量来源为雷达波，能以双倍的频率传回讯号，在 700 米开外就能清楚接收到数据。
大部分的测量工作由卫星支持的遥测技术包办。这套系统既简单又了不起。动物身上发射器的信号被送进运行轨道，由法国航天中心的卫星系统 ARGOS 接收，再送回图卢兹管理中心和美国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的地面站，不到九十分钟，就能传给全世界的研究中心——简直就像实况转播。
鲸、海豹、企鹅和海龟的相关研究，迅速发展成独立的遥测领域，让人类得以见到世界上被研究得最少、因而最迷人的生活空间。超轻的发号机能储存相当深度下的数据，记录温度、下潜深度和时间、方位、游泳方向和速度。
不过愚蠢的是，信号不能穿透水。这使得 ARGOS 的卫星在深海前变成了瞎子。例如，座头鲸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加州沿海度过，每天在水面最多待一个小时。鸟类学家可以观察迁移中的鹤，接收数据；可是一旦鲸鱼潜下水去，海洋学家就像被蒙眼似的。若要能真正进行研究，就必须打开摄影机一路跟踪到太平洋底。但没有一位潜水员办得到，而潜艇又太慢、太笨。
圣克鲁兹加州大学的科学家最后找到了解决方法，那就是重仅几克的抗压水下摄影机。他们先后将仪器绑在一尾蓝鲸、一只海象、几头韦德尔氏海豹身上，最后还绑在一只海豚身上。结果很短时间内，就公开了惊人的现象。不过几个星期，便大大扩充了海洋哺乳动物的知识。
如果给鲸和海豚安装设备也能像其他动物那样简单的话，就太好了，但事实证明却非如此，甚至不可能办到。有关鲸鱼生态环境的记录，此刻对安纳瓦克来说，实在不太够，但另一方面却又多得可以。由于谁也不知道必须找什么，每一份记录都很重要，其中包含数千小时长的影像与声音数据，以及其他的测量、分析和统计。
约翰·福特称之为“西西弗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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