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莱呀魏莱，你怎么这么不成熟？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说话做事跟一个小孩似的？
人家日本人训斥一个服务有瑕疵的中国女服务员，惩罚她一下，侮辱她一下，未必就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就算非常严重，与你又有何干？这等小事，经过有头脑的记者和策划大师们一策划，没准还是一条特大新闻，一个重大的炒作题材，一个宣传餐厅的极佳机会。那个被训斥的小姑娘没准还会嫁给训斥她的日本人或者他的儿子，就象许多事情都带有戏剧性那样，这家餐厅也许还会得到日本人的投资。
你看看，你看看，你把人家的好事全给搅黄了！
太多的事情说不清楚，这种事情，谁能打包票？
这下好了，打抱不平，把自己打到派出所来了，为什么打架，还说不清，道不明。人家日本人被打伤了，医院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你要赔偿医药费的，那得掏钱！
第二天，Q市发行量最大的晚报在头版独家报道了这件事。
“X餐馆发生一起打伤外商事件”
市领导当天就到医院看望受伤的日本投资者，副市长在看望日本朋友时表示一定责成有关方面尽快彻底调查事情经过，捉拿凶手，并且要严惩肇事者。
副市长的讲话让这位叫山下勇夫的日本朋友感到莫名其妙，在餐馆的这一场打斗起因在于那个服务态度差的女孩，魏莱出面是为了息事宁人，当时是我们四个喝醉酒的日本人对付他一个人，这已经是很不公平的了。怎么还要这个具有侠义勇敢精神的中国年轻人来承担全部责任呢？他不是凶手也不是肇事者。这是山下勇夫酒醒以后想到的。
这个具有侠肝义胆的中国青年是值得敬佩的。要他对这场争斗承担全部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由于是外交场合，不便明说。
山下勇夫连连表示：“没关系，一点小伤，过几天就好了，谢谢副市长先生的关照。”
山下勇夫感到那个与他们发生争斗的中国年轻人凶多吉少，心中未免惶恐不安。
魏莱没有看报纸，他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已经在派出所呆了两天。两天之内，派出所反反复复审问他，要他交代事情的经过，一个年轻的民警觉得他在说假话，要他老实交代，不准耍滑头，上前踢了他一脚，那一脚很重很重，踢在他的小腿上。
魏莱起初还希望有人会良心发现，到派出所作证，证明自己是自卫才动手打了日本人，而且，他们是四个人，我挨的打比我打他们要多！我才是受害者，怎么要把我关起来呢？
魏莱隐隐感觉到自己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往大的方面说，这类事情涉及到中日关系，涉及到严重的外交问题，这可不是简单的打人问题。
处理这种事情说不定要请示地方政府，可能还要通报外交部，还要照会日本政府的外务省，还有，两国政府首脑说不定还要过问一下。人家日本天皇没准都知道了这件事，日本人的情报准，传播速度也快。这可不是街头的两个中国人打架闹事，这涉及到外交关系，涉及到国际关系准则，事情大了，通天了，魏莱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越想心里越没有底气。
没有单位管他，几年前，魏莱从国有银行辞职，后来，到私人企业就职，不停炒老板，不停地转换工作地点。几天前，魏莱才从一家私人公司辞职，现在是无业游民，也就是街头上的混混，跟盲流没有什么区别。反正没身份，没关系，没地位。派出所问他在什么单位工作，他就说没工作，下岗了，失业了。他们就用鄙视的眼光看他，说，“下岗了，你没事干，专门打架来了？”
魏莱感觉到自己惹下了大祸，因此，他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关在这里也挺好的，有吃有喝，不就关十五天呗！
对于这种复杂的上层建筑的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以他魏莱所掌握的知识和具备的智慧，是想不清楚的，想不清楚就别想了，想多了费神又折寿。在这个临时的收容所，他靠着墙，晕晕乎乎地睡着了。
第四天，派出所来了四个日本人，就是闹事的那几个人，一个人头上还煞有介事地扎着绷带。他们囔囔着要见派出所负责人。
日本人见过了派出所的负责人。
警察把魏莱叫出来。
日本人在派出所会客室见了魏莱。
当着大家的面，他们站成一横排，先是鞠躬，后来干脆并列一齐跪下：“魏先生，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们的无礼，我们对你表示敬意，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魏莱有些惊呆了，不知道说什么。他上前，把他们一一拉起来。
日本人走后，派出所很快把魏莱放了。不知道日本人跟派出所的人说了些什么，魏莱也不想了解。
从派出所出来后，魏莱才看到了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报道。
魏莱觉得特别有意思，要是我被日本人打得头破血流，这座城市的副市长会到医院来看我，说要严惩肇事的日本人吗？那个被侮辱的女服务员呢？她不是人吗？她怎么就没有人去慰问呢？
当魏莱这么想时，他自己都觉得好笑。一个堂堂的副市长，来看一个服务员，来看一个打架斗殴的小市民，一个无业游民，一个街头小混混，简直是荒唐！这他妈的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百分之一百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是大家常说的“老百姓”，人家是高级官员，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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