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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漫话·杜甫心影录_黄绅【完结】(49)

  “苏大侍御涣,静者也,旅于江侧,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绝久矣”(《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在这首诗中,杜甫还把苏涣比作汉末隐居岘山、不入城府的庞德公。第二年,杜甫为避乱自潭州入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曾向衡州刺史阳济推荐苏涣:文武双全、才略超人,既有战国名将白起的勇锐,又有西汉大侠剧孟的义风,还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文采——“剧孟七国畏,马卿四赋良,门阑苏生在,勇锐白起强”(《入衡州》)。并对苏涣寄予这样的厚望:“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呈苏涣》)

  但是,从《新唐书?艺文志》、钱易《南部新书》、辛文房《唐才子传》诸书所载的有关资料看,苏涣并不是一个庞德公式的静者,据说他年轻时喜欢剽劫,擅长使用白弩,巴蜀一带的商人很怕他,称为“白跖”,比作春秋大盗。后来悔过读书,代宗广德二年(764)中进士,累迁侍御史。大历四年秋,应新上任的湖南观察使崔瓘之召,来到潭州,入崔幕府,不久弃职闲居,仅与杜甫来往。崔瓘遇害后,苏涣前往岭南煽动哥舒晃叛乱,大约在大历十年(775),与哥舒晃一起被杀。杜甫原希望他能“致君尧舜”,结果竟走上了叛逆之路。

  为此,前人对杜甫极口称赞苏涣,感到十分奇怪,有的看作是过情之誉。明人胡震亨认为,这与杜甫晚年寂寞潦倒有关:“苏涣以盗始,以盗终,其人何如人哉!杜称为静者,寄诗望其致主尧舜,屡赞不已,殊可怪。湖南后交游益寥落,穷途倾盖,许与遂至过滥耳。‘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岂独为曹将军哉!”(《唐音癸签》)杜甫晚年的境遇,确实十分凄凉。“久客多枉友朋书,素书一月凡一束。虚名但蒙寒暄问,泛爱不救沟壑辱”(《呈苏涣》)。虽然他当时还能收到不少信札,但写信的人,大都碍于诗人声名,来敷衍寒暄而已,那些空泛的爱慕之词,对诗人当时的处境,实在毫无帮助。“虚名”、“泛爱”四字,说尽世态人情。而在这种时候,苏涣怀着真诚的敬慕,突然闯入诗人的生活,对杜甫来说,当然不免有空谷足音之喜了。

  不过,如果苏涣只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凡夫俗子,那么,无论他怎样仰慕诗人,恐怕杜甫也不会对他有这样的赞美。苏涣不是一个真正的“静者”,但确确实实是一个奇人。杜甫在苏涣拜访的第二天,即以“记异”为题,作了一首诗。这异,既是记其忽然来访之异,也是记其为人之异。就苏涣一生行事来说,也确实够奇了。正是遇到这样一个奇人,杜甫才大发奇兴,并写了《记异》这么一首奇诗。

  苏涣早年的经历,和西晋周处、中唐韦应物,颇有相似之处,只是后来既没有周处的功业,也没有韦应物的修养。他本来就是个对现实心怀不满的人,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在怀才不遇、无法施展抱负之时,恢复原先的习性,走上叛逆之路,也是很自然的。像这样的叛逆者,历史上并不少见。在这上面,苏涣和杜甫,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是,他们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当时都怀才不遇,落落寡合。“无数将军西第成,早作丞相东山起。鸟雀苦肥秋粟菽,蛟龙欲蛰寒沙水”(《呈苏涣》)。无数不学无术之徒,滥叨将相之位,而才学非凡之士,反倒沦落不遇,真可谓“鸟雀苦肥”、“蛟龙欲蛰”了。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共同的生活感受,才能使他们在感情上产生共鸣,这是苏涣能够理解杜甫、杜甫能够赞赏苏涣的思想基础。

  杜甫不仅看重苏涣的为人,同样异常赞赏他的诗篇。据说“(苏涣)有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帅李公。唐人谓涣诗长于讽刺,得陈拾遗(子昂)一鳞半甲”(《南部新书》)。《新唐书?艺文志》有苏涣诗一卷。现存诗四首,其中变律诗三首,如:“毒蜂成一窠,高挂桑树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亦飞。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右手持金丸,引满无所疑。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迷所之。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几!”“养蚕为素丝,叶尽蚕不老。倾筐对空林,此意向谁道?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祸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险孟门,吾徒当勉旃!”这些诗,在艺术上并不高明,和陈子昂高蹈一世、寄兴无端的《感遇诗》无法相比,但充满批判精神,富于现实内容,似乎比陈子昂又进了一步。杜甫晚年所表彰的诗人,除了苏涣,就是元结,因为他们的诗,都是“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同元使君〈舂陵行〉》),和杜甫的创作精神,是一致的。这也是他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和苏涣成为至交的另一个深刻的原因。

  逢李龟年

  逢李龟年

  前人论杜诗,有疾徐纵横无施不可之说,但绝句实非其所长;即使他入蜀后所作的一些小诗,清峭瘦劲,跌宕奇古,以俗为雅,别饶风致,为宋人所宗,终究只是别调,不能看作绝句正声。对此,前人有的认为杜甫以涵天负地之才,作此小诗,不能尽其所长;有的认为杜甫作诗拘于对偶,汩于典故,以律为绝,缺乏风神远韵,故难擅场。在他现存的一百三十多首绝句中,能使人低回想像、玩味无穷的作品,实在不多。不过其中有些诗,如“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花卿》)讽刺当时蜀中牙将花惊定恃功骄恣,僭用帝王礼乐,似谀似讥,含蓄不露,风华流丽,顿挫抑扬,即使和王昌龄、李白的绝句相比,也无愧色。而压卷之作,则为诗人去世那一年所作的《江南逢李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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