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人沈德潜说：“唐以前未见题画诗。”（《说诗晬语》）唐代国势强盛，经济繁荣，对外交往密切，当时长安是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不少印度、西域的僧人、商人来到中国，将当地的艺术（特别是佛教艺术）传了进来。唐代虽无宫廷画院，但前期的君王大多爱好书画，唐太宗曾向民间购求绘画，唐玄宗即位之后，“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十三年）。这都有力地刺激着绘画艺术的发展。“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者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何必六法俱全，但取一技可采。”原注：“谓或人物，或屋宇，或山水，或鞍马，或鬼神，或花鸟，各有所长。”（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可见唐代绘画艺术，已经勃然兴起，蔚为大观。诗歌和绘画的同时兴盛，诗人和画家的密切交往，必然会促使诗人通过诗歌创作来赏画评画。唐代有不少作家作过题画诗，而其中写得较早、数量较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则非杜莫属了。正是有见于此，沈德潜又说：“开此（题画诗）体者老杜也。”
翻阅杜诗，常常可以找到诗人将鹰、马并提，除了马，鹰是他最爱吟咏的对象。前人曾说杜甫的“画鹰”诗，句句不脱“画”字。这话没说错，但也没说全。如果杜甫仅仅只是在画面上体贴摹写，他的诗决不会写得如此奇警，如此生色。沈德潜说：“其法全在不黏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杜甫总是因画马而及真马，因画鹤而及真鹤，因画鹰而及真鹰，因画鹘而及真鹘。明代陆时雍说：“咏画者多咏真，咏真易而咏画难，画中见真，真中带画，尤难。”（《杜诗详注》引）不过他人所难，杜甫却能得心应手地应用。他的题画诗，都以真为画，以画为真，忽从真物说到画物，忽从画物说到真物，真物画物，交织一体，不可分辨。如《画鹰》诗：“?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旋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传神写照，飞动如生，呼之欲出。又如《画鹘行》：“高堂见生鹘，飒爽动秋骨。初惊无拘挛，何得立突兀。……”后人评为“读之便似生鹘当面直掠过来，其势极峻”（金圣叹《杜诗解》）。这些诗语意层层跌宕，文笔顿挫生姿。最使人惊叹的是：诗人咏鹰咏鹘，笔笔都用飞腾凌厉之势表现，“瞥然飞到人眼前”，“瞥然飞出人意外”。在静止的画面刮起雄风，使奇矫之骨、抟空之气、飒爽之意，在纸上活现。
与咏马一样，杜甫咏鹰，实际上也是在写人。他的题画诗，所以能以真为画，以画为真，除了凌厉的笔势、形象的描写，还在于这些诗都寄托着他深沉的现实感慨。如《姜楚公画角鹰歌》，因有感于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希望诸将能乘胜直下幽燕，捣毁叛军老巢，故劈面即有“杀气森森到幽朔”之语。杜甫晚年寓居瀼西（今属四川奉节县），写了集中第一长诗《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其中依然谆谆致词：“乘威灭蜂虿，戮力效鹰鹯。”杜甫好写鹰，不仅是思鹰鹯之臣和鹰扬之将以平内乱，同时也是托鹰自负，如《杨监又出画鹰十二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为君除狡兔，会是翻□上。”“盖因才志不展，而发兴于鹰扬者”（《杜诗详注》引王嗣奭语）。而《画鹰》诗：“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以真鹰气概期之，乘风思奋之心，疾恶如仇之志，一齐揭出”（浦起龙《读杜心解》）。在杜甫诗中，无论是咏真鹰，还是画鹰，都表现出一种“以雄材为己任，横杀身而独往”的气魄。仇兆鳌评杜甫的《雕赋》：“其一种慷慨激昂之气，虽百折而不回，全篇俱属比喻，有悲壮之音，无乞怜之态，三复遗文，亦有横秋气而厉风霜矣。”（《杜诗详注》）这几句话，也完全适用于评他的《画鹰》诗。
干谒
干谒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对杜甫这两句诗，后人始终激赏不已。此外，诗人还以凤凰、高马自命：“凤凰从东来，何意复高飞。竹花不结实，念子忍朝饥。”（《述古三首》）“高马勿捶面，长鱼无损鳞。辱马马尾焦，困鱼鱼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三韵三篇》）以喻其志节操守。而王夫之则根据《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首诗，指责杜甫：“陶公‘饥来驱我去’，误堕其中；杜陵不审，鼓其余波。嗣后啼饥号寒、望门求索之子，奉为羔雉。……”（《薑斋诗话》）在这首诗中，杜甫极言当时在长安的穷困潦倒之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东汉向栩生性卓诡，有时骑驴入市，乞丐于人，但这只是佯狂之状，而杜甫则正像颜之推所说的那样，不幸在当时有些称誉，以至“见役勋贵，处之下座，以取残羹冷炙之辱”（《颜氏家训?杂艺》）。不过杜甫写这首诗，并不是效穷途之哭，而是在干禄求进，想以此博得韦济的同情，获得推荐汲引而已。这和他“独耻事干谒”之语，确实大相径庭。但若像王夫之那样，说这是诗人心术、气量败缺处，则未免厚诬前贤了。
潘德舆认为：“少陵酬应投献之诗，不尽符其平素鲠直之谊，盖唐人风气使然。”（《养一斋诗话》）不仅杜甫，就是倜傥不羁的李白、生性倔强的韩愈，集中都有干谒之作。韩朝宗喜欢识拔后进，曾向朝廷推荐崔宗之、严武等人，所谓“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致“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李白《与韩荆州书》）。可见当时干谒风气之盛。韩愈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杂说》四）尽管马有千里之才，但只有先得到“伯乐”赏识，然后才能得到社会承认。故有进取心的士子，热中干谒，也就不可避免了。一方面为维护操守，以干谒为耻；另一方面为施展才能，又不得不走干谒之路。正是这种社会现实，造成诗人矛盾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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