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负惭抱憾的是，我对围绕着曹雪芹的这个时代的思想界，并无任何知识，因为这只靠"查"史书是查不到的，需要自作专门的刻苦的研究，而我没有能力去作。同样，围绕着《红楼梦》的那一时代的通俗文学（小说、剧本、民歌俗曲……）的情况，也是基本无知。因此，我无力在这一方面进行"鸟瞰"，并加介绍，而这却是十分重要的。我仍然只能查"历史年表"，看到的是：在曹雪芹卒后的二十八年，乾隆作成他的《御制十全（武功）记》，而此记作成的第四年，自湖北开始、后来遍及数省的白莲教也就正式起来了.
"乾隆盛世"，是看似极盛而潜伏着"有变"的危机的由盛至衰的转捩点。这种时代的征兆气机，敏感的伟大文学巨人曹雪芹好像是感到了。这正有点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
三 大清朝局
曹雪芹出生的次年（注：这是按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1724）的说法而讲的。参看书末补注。），浙人汪景祺以所著《读书堂西征随笔》中诗文"讥讪圣祖仁皇帝（康熙），大逆不道"，立斩，妻子发往黑龙江为奴，期（jī）服亲的兄弟侄儿等，俱发遣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属），五服以内的族人，俱革职交地方监管。又次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典试江西，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注：这本来是《诗经·商颂·玄鸟》里的成语，但是《大学》里引用过，所以只要读"四书"的都能知道。），竟被解释是取"雍正"二而"去其首"，又搜查出日记二本，多有直议时政之文，因此加上了"逆天负恩，讥刺咒诅，大干法纪"的罪名，革职拿问，瘐死狱中，还要戮尸示众；儿子处死，家属扫数放流。又隔了一二年，已故的陈人吕留良所评选、著作的诗文日记中被指有"夷夏之防""井田封建"（注：彼时用"封建"这个词，意指周代分封诸侯的制度，即用以隐寓反对清代的集权专制统治的意思。至于"夷夏之防"，则以夷指满族，夏指汉族，这是当时的汉族士大夫的大汉族主义、反对"异族入主中原"的思想表现。）等思想，并讪议时政，父子皆剖棺剉尸枭示，孙儿一辈发往宁古塔为奴，牵连者都获重罪。同时，革职遣戍的工部主事陆生柟因著《通鉴论》论封建、论建储、论兵制、论隋炀帝而"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即在军前正法；革职遣戍的御史谢济世因注释《大学》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的话，指为"讪谤"，亦几乎被军前正法（后赦回罚充苦差）。雍正并"御制"《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教化"官民人等。
从这以后，终乾隆一朝，文字之祸，几乎不断，真是更仆难数，一字违碍，即兴大狱，挫戮惨酷，自古所未有。乾隆六年，下采访遗书之令，这是后来计划编集《四库全书》--实际是要对所有书籍进行全面检查，大量加以抽毁、篡改的文化阴谋--的滥觞。就是说，清朝不但用武力来镇压反抗、统治全国，而且还想尽一切办法从"文治"方面来箝制思想、消弭人们的"反侧"之心。
康熙留给雍正的国库，据说存银只有八百万两，经过雍正十余年的整顿，积至六千余万两，但军费耗去大半；到乾隆即位，国库还存二千四百万两。乾隆时候，国库岁入三千余万两。而乾隆一朝所用军费约在一亿二千万两以上。当时光是每年治河费一项，就要耗几百万两。但是这种有数字的开支还不能和没数字的销费相比：例如皇帝的六次南巡，各处的宫殿园林的修造铺设。历史家说："康、雍之世，库储常盈二千四百万两；乾隆中叶，增至七千万，末年乃无一存：盖皆为军兴所耗矣。--此所耗者府库之财，尚未若民财之消耗也：南巡、营建二者，最耗民力"（注：语见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册225页。关于南巡，参看书后附录。）这是极正确的论断。其次，当时的官僚贪赃欺蔽的风气，已达到骇人的地步。可以看看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四《跋简州知州毛大瀛所致书及纪事诗后》所纪二事：一，"方御史钱澧之特纠国（按指国泰，山东巡抚）及山东亏缺库项也，上心动，特命亲信大臣偕御史晨夕驰往勘实；其弟国霖觇知之，募善走者先半日驰抵济南。国仓皇丧魄，时署中积金实无数，因乘夜运入司库及运司首府首县各库，以补缺项。然存金尚累累，公廨后有珍珠泉，深丈许，遂异至泉侧沉之。后抚臣明兴浚池，尚得金数十万（两），盖国黩贿如此。"二，"项君，故浙江巡抚王亶望客也。方王遭母忧，拥妻妾，居会垣，并日事讌会，为人所发。王亦知罪且不测，而积重资至多，因阖门，如幕客散给之，数或三万、五万不等，属曰：'若无事，归我半。事不测，则诸君尽留之，'"则可见一斑。乾隆所宠爱的权相和珅，到抄家时，其财产后人估计可达八万万两之多！"八万万两"的估计是否正确，无从详核，但可以参看焦循《忆书》所记的一段话："吴县石远梅，以贩珠为业，一小匣，锦囊緼裹，以赤金作丸，破之，则大珠在焉：重者一粒价二十万，轻者或一万，至轻者亦八千、--争买之，唯恐不得。余尝以问远梅，曰：'所以献和中堂（珅）也，中堂每日清晨以珠作食，故心窍灵明，过目即记，……珠之旧者与已穿孔者不中用，故海上之人，不惮风涛。今日之货，无如此物之奇昂者也！'"当时官僚的骄奢贪谄的骇人情况可以推见。至于民间"素封"地主，其豪富程度，也并不十分逊色，如清代皇族昭槤所记："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京师如米贾（gǔ）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瓌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怀柔郝氏，膏腴万顷，……纯皇帝（乾隆）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儓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云！"（注：见《啸亭续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条。又言："王氏……筑室万间，招集优伶，耽于声色；近日其家已中落，然闻其子弟云，器皿变置，犹足食五十载，-- 其他可知矣！"）《永宪录》记载的"山西富户王泰来，家有现银一千七百万两有奇！" 所有这些统治、剥削阶级的骇人听闻的用度，都从哪里来呢？就来自穷苦人民的身上。 那时候穷人生活的一般具体情况是甚么光景，我们还找不到很好的纪录。《红楼梦》里刘姥姥的话虽不详细，或可聊供我们参考想象，她在看到贾府吃螃蟹时，曾算过一笔帐："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银子）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这是文学作品，当然不能即作史料来拘看而计算其"账目"；但如以乾隆时代一般粮价每石不过一两五钱而计，四口之家如每月约需一石二斗、每年需十五石，则合银二十二两有余。所写并无夸张。和《红楼梦》约略同时的《儒林外史》写南方穷念书人教馆，每年束脩十二两银子，生活是敝衣、陋屋、白粥、小菜，--这还不就是最穷苦无告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因为这还是基本上衣食俱足的饱暖生活。扬州兴化人郑板桥，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在范县做小官时写信给他弟弟，提到本族一家的生活，说："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便是美食--幼儿女争吵。每一念及，真含泪欲落也。""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这恐怕是江北一般农家的景况，--还算"小康"吧。穷苦劳动人民的生活还要苦。《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写农民是"替人家做着几块田，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父亲得病，死在家里，竟不能有钱买口棺木。"也可算是一种例证。从乾隆后期开始的人民反抗，正是他们实在活不下去的结果。满人舒坤批《随园诗话》有一条说："福康安则……心术较和珅为稍纯，而才具远逊，十八岁即为川督；天下总督除直隶、两江外，皆作遍。福康安为人，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以冰糖和灰堆假山，以白蜡和灰涂院墙，以白绫缎裱糊墙壁。其出兵也，私带侍女，皆为男妆；每日所食，用银至二百（两），每站所赏轿夫银至二千！生民涂炭。七省教匪之乱，皆福康安酿成。"不是已经道着了问题的要害了吗？乾隆初期，皇帝自己在"上谕"中供认，各地屡有"骄民"抗官，以为"皇朝"如此"仁深义至"，而民不感恩，为不可解。这真是封建统治者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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