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勒拉静静地坐着，坐了好几分钟，然后说：“好吧，我再试一次。”
他的确尝试了。他不断努力，终于造出我所渴望的那尊阿波罗雕像。这尊雕像如今仍在我圣萨尔瓦多的庭园里。尽管这些年间经历了悲哀和动荡，这尊雕像所展现的理想不曾改变。
最近，人类头一次跨出地球，航向星辰，这艘太空船被命名为“阿波罗”，多么恰当！他是漫游者的保护神，也是人类的象征！
一九三一年，我亲爱的母亲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当时我不在圣萨尔瓦多，而在瑞士巡回演奏。说也奇怪，二十五年前我父亲过世时，我也在瑞士。就跟父亲去世时我有预感一样，这一次也发生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
我在佛罗伦萨有位好友名叫阿尔贝托·帕西利。他是个知名的意大利商人，也是杰出的音乐赞助者，我们已经熟识多年。在我接获电报得知母亲亡讯的那一天，帕西利抵达日内瓦，当时我正在那里演出。他说因为感觉到我正面临某种危机会需要他，所以特地从佛罗伦萨赶来。他当然不知道我母亲去世的事，可是来看我的冲动如此强烈，乃至于就这样搁下他的生意，到日内瓦来陪伴我……
我说过母亲对我的意义，虽然明知总有一天她会死去，我却无法想象这个世界没有她。我哀悼她直到今日。她被葬在我父亲身边，在本德雷尔那座教堂附近的墓园里。
第十一章 悲伤的曲调
请我们齐声高唱，一首欢乐之歌……
一九三一年，母亲去世给我带来极大的哀伤，但我也将其视为新生的一年。就在那年春天，西班牙第二共和国[1]诞生了。
新政府成立之后几天，在一场正式宣布共和国成立的仪式上，我指挥我的乐团演出。那场音乐会在巴塞罗那的蒙特惠奇宫举行，有七千人参加。我们演奏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音乐会结束时，加泰罗尼亚政府的马西亚总统宣称共和国乘着《欢乐颂》——《第九交响曲》末尾那首高贵合唱——的羽翼降临。
当时我五十三岁。在那之前，我曾多次指挥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然而，那个春日的夜晚，终曲乐章的壮丽歌词对我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象征意义。
噢，朋友，朋友，别再唱悲伤的曲调！
请我们齐声高唱
一首欢乐之歌……
赞美欢乐，乐土之女，
生而为神！
女神，整合了爱与欢笑，
我们前来你的神殿！
在你的魔力下
被崎岖过往而分隔者手牵手相携
在你温柔的羽翼下
四海之内皆兄弟
对我来说，那一刻，人跟音乐真正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一刻象征着西班牙人民多年来的梦想，经过长年的奋斗与煎熬，一个致力于实现人类最大渴望，致力于自由、幸福和博爱的政府终于诞生。那一刻对全西班牙的人民来说是个胜利，对各个民族的人民来说也是如此。唉，当时谁能预见这一胜利将以可怕的悲剧告终？
西班牙共和国的头几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直到内战爆发。我不是政治人物，从未加入任何政党，也在政治中看到许多丑陋。然而，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无法把自己跟某些政治议题切割开来。这些议题当中最重要的是正义和自由，而把正义和自由带到西班牙的是共和国政府。
从小父母就教我要尊重共和国的理想，自少年时期我就知道我要与民众同在。凡是热爱人类之人都不可能会作他想。绝大部分西班牙人民都想要真正的民主，这一点在选举中表露无遗，人民以压倒性的多数选出了共和政府。他们忍受饥饿和不识字已经太久了，世代以来他们积怨已深，忍受着军队、贵族和其他特权阶级的傲慢与腐败。他们渴望正义和像样的生活。就跟西班牙大多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样，我支持他们的渴望。再者，身为加泰罗尼亚人，我对共和政府怀有一份特别的感激，因为它授予加泰罗尼亚自治权，我和我的同胞已渴望多年了。是的，对我来说，西班牙共和国的诞生代表我最宝贵的梦想的实现。
共和国建立时，有人说那是个共产党政权。这当然是一派胡言，是少数人捏造出的谎言；那些反对受到大众欢迎的共和国改革的人，多是一向反对民主的那群人。那是像佛朗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些法西斯分子的宣传伎俩，以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以此为借口干预西班牙内政。我知道有些善良的人被这些宣传伎俩愚弄。人偶尔会被别人左右，相信很愚蠢的事。其实，共和国在西班牙实施的大多数改革，在欧洲其他国家已经施行了几十年。你可以说共和国为西班牙带来了“新政”，某些方面或许可以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带给美国的“新政”相提并论。对那些一心想要保住封建特权和政治权力的贵族来说，这一切无疑具有极端的革命性质。当西班牙共和政府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成立时，内阁成员中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
共和国时期的政府领导人并非一般政客。他们是不同凡响的人物，具有高尚的品格和文化教养，他们是学者、科学家、大学教授、诗人，怀有社会良知和崇高的理想。我不认为史上有哪个政府是由这样一群博学之士和人道主义者组成的。我想到共和政府的两位总理：曼努埃尔·阿扎尼亚和胡安·内格林博士。阿扎尼亚是个温和的杰出文人，他是优秀的散文家和小说家，也是西班牙首屈一指的翻译家，翻译了伏尔泰和其他外国作家的作品。内格林博士是举世闻名的生理学家，马德里大学教授，他的博学堪称传奇。我还想到担任教育部长的费尔南多·里奥斯，他是位哲学家、语言学家；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阿拉瓦雷斯·巴约是记者兼作家；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历史学家尼古劳·多维尔则是另一位内阁成员。这些俊彦之士和其他政府领导人献身于他们的理想，在君主政体的高压统治和戒严法时期，他们之中有些人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判处死刑，但他们并未抛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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